中共西安煤矿特支书记张金
中共西安煤矿特支书记张金
1981年2月25日，弥留之际的张金对围在病榻旁的亲人嘱托着：“我死后，你们不要……给组织添任何麻烦……任何要求都别提。我现在最想西安煤矿，可惜，回不去了，你们……有机会……替我去看看……”
几天后，张金同志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在所致悼词中说：“张金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原任中国水利电力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在东北西安煤矿当过工人。在地下党的教育下，对阶级压迫和民族仇恨有深刻的觉悟，于1932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过吉林省海龙中心县委委员和中共西安煤矿特支书记……”
张金（？—1981）原名陈润田，河北省永年县小龙马乡何营村人。父亲陈禹堂是本村私塾先生，全家八口人靠父亲教书兼务农勉强维持糊口，学堂上学的孩子多一些，全家人尚能维持半饥半饱。张金少年时，慈爱的祖母与母亲在贫病交加中含悲离世，他幼小的心灵十分感伤。看到未老先衰的父亲和未成年的弟弟妹妹，他暗下决心，自己要承担起养家的责任，决不能让父亲和弟弟妹妹再受这样的磨难了。
从少年时期起，他经常随父母亲在田间辛勤劳作，跟祖母、姐姐一起挖野菜。虽然父亲多年教书，使不少孩子受到了文化知识的启蒙，但是因为穷，张金一天学堂也没进过，只是在晚间或冬闲时随父亲识过一些常用字，念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初级读物。在男孩子中他是老大，维持家庭生计的重担过早地压在他肩上。
河北连年水、旱、蝗灾，无数破产农民纷纷走上“闯关东”的路。1929年春，不满20岁的张金，独自一人离开家乡，趴货车奔赴东北。身无分文，怀里揣着几块糠菜饼子，只有在饿极了时才狠狠心，吃几口充饥。铁路巡警很凶，几次把他赶下车，张金只好在站外徘徊，饿了，紧紧腰带，喝点冷水，寻找时机再趴到别的车继续前行。一路上走走停停，用了十来天的时间，才来到沈阳，后来辗转来到西安煤矿当了采煤工人。
西安煤矿来了共产党（地下活动），张金经常提出一些穷人的命为啥这样苦、有钱人为啥欺负穷人？为什么日本人欺侮中国人等问题。在西安特支书记杨文清的帮助教育下，迅速地觉醒起来，他认识到，天下受苦的不只是自己一家人，受苦人应该团结起来，以斗争求解放。从此，他如饥似渴地接受杨文清的教育。处处学杨文清的样子，帮助工友，把自己刚刚收获的道理讲给自己的同伴。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西安煤矿，张金立即找到杨文清说：“杨大哥，走，咱们上山，打日本鬼子去！”一种强烈的民族仇恨在他胸中燃烧。
1931年12月4日，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一行9人，奉命从奉天（今沈阳）乘火车来“接收”西安煤矿。河本大作是个老牌间谍，从日俄战争时起，就在中国的东北搞情报活动，1928年皇姑屯炸火车事件他是主要策划者和指挥者之一。听闻河本欲来西安的消息，原官商合办时期任命的矿长挟细软仓皇逃离，其他高级人员或出逃，或称病，而后来成为汉奸的股东、矿山公司董事金作武粉墨登场，自告奋勇组织了一群人，与“日本窑”合伙，在火车站列队举旗“欢迎”日本侵略者。有组织的矿工和自发而起的市民上千人，也先后聚集到火车站广场，站在欢迎队伍后边，人挤得水泄不通。河本得意地高昂着肥硕的头，望着欢迎人群挥手致意。正当这时，矿工和市民群众奋力高喊“王八蛋！日本人”“打死他，东洋鬼子！”河本大作一行在“日本窑”管事人员和金作武等汉奸的陪同下，赶紧穿过人群登上马车慌张地来到矿山。到了矿山，事先安排好在门口欢迎的人连个影也不见，院内民族资本家和职员都已走光了。河本一伙没敢停留，连夜跑到山城镇，去向东边道镇守使、汉奸于芷山求助，终于于当月27日进占了西安煤矿和西安县城。
群情激奋驱逐日寇的斗争场面使张金十分振奋，亲历这一斗争的他感受到中国人民的反抗力量。但矿山沦陷后，他心情沉痛地找到杨文清说：“杨大哥，你知道共产党在哪里？我要当共产党，打鬼子，跟那狗日的拼了！”不久，经杨文清介绍，张金就在沦陷不久的矿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1932年2月，日本侵略者为了多赚钱，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工人，将工人的工资由原来每出一车煤四角五分钱，降到一角八分钱，工友们强烈不满。面对这个情况，特支召开会议，决定发动工友举行罢工。会后，张金积极串联，经过几天工作，骨干队伍已经形成。这一天早晨上了班，工友们按张金的通知，都不干活，人们陆陆续续地聚到大成一坑“大揭盖（露天采区）”，杨文清和另一名同志进行了短暂的动员，讲述了日寇侵占东北三省后的形势说：“咱窑哥们已经活不下去了，咋办？”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不干了！”这时，群情激愤，工人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罢工得到工友们的一致响应，决心不达到目的不复工。
这场斗争有1000多人参加，几乎包括了大成一坑的全体工人。大成矿是当时西安区产量最高、人数最多的矿，一坑是大成矿最大井口，大成一坑工人的罢工，很快波及全矿区，泰信、东城、富国各矿都有人响应，整个矿区的生产几乎陷于瘫痪。西安煤矿出产的是优质长焰煤，主要用于电厂、火车、轮船及大工厂的锅炉等。其除销售东北各地外，尚有相当数量被运至日本本土。由于罢工停产，使日方十分恐慌，严令西安采炭所迅速设法复工。
大成一井地质结构复杂，既有斜井，又有露天采区，各地连通，巷道曲曲弯弯。日本侵略者刚来不久，对井下情况不熟，想进去找工人谈判，又怕被工人打死，急得在办公室、井口外团团转，只好到井口与工人遥遥喊话。鬼子头目问：“你们谁是代表，可以谈判谈判嘛！”工友们齐声回答：“我们没有代表，不涨工资，就不干活！”
这场斗争坚持7天。在这7天中，工友们坐在井下不干活，井口一带的通道则由张金带领一些骨干把守，不准鬼子、把头、监工和外勤入内。全体工友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有个别被收买的外勤、把头刚一靠近，张金和伙伴们就警告说：“你们敢来，想当狗腿子，就揍死你！”吓得这帮人一个个躲得远远的。有个别工人胆小，被威胁利诱，想要复工，张金就苦口婆心进行劝告，晓明大义，并带头筹款，帮助他们解决家属生活的困难。
距离西安煤矿不远的磐石、海龙、柳河等地都有抗日武装，日军和伪军疲于“清剿”，无暇顾及矿区。矿工的罢工与武装抗击遥相呼应，对日本侵略者形成十分强大的压力。日方迫于形势，只好让步。罢工第7天，矿方宣布同意工人要求，接受工人的复工条件，将工人工资由一角八分提至二角四分。特支与工人骨干反复研究，认为这次罢工已经取得胜利，显示了工人群众的力量。同时，为了保存力量，不暴露骨干，决定复工。
在斗争中，张金表现积极，立场坚定，得到工友的好评，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好兄弟。这次罢工，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领导的有组织、有目的的对日斗争最早的活动之一，在辽源（原西安）工人运动史、抗日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2年11月，河沟已结上薄冰，有钱的人都已穿上棉衣。可是大成一坑的工房子还没有糊上窗户纸。工房子里北风呼啸而入，冻得工友们直哆嗦，大家生活都很苦，不仅没有保暖的行李，连身上穿的衣服也难以御寒。张金看到这种情况，提议再次举行小型罢工。经特支研究，决定张金带头在一间工房子搞起来，杨文清组织别的工友响应。张金跟工友一合计，大家都赞成，于是就派人向把头声明，再不给糊窗户，就不上班干活。把头没有理睬，工友们真的不去上班了，全屋的工人都在工房里躺着。把头一看就害怕了，赶紧派人把窗户糊上，连同其他所有工房子都给糊上了。把头的妥协，使工友们情绪激奋，有的干脆说：“把头这么熊，跟他们小干不过瘾！”张金提醒大家，不要以为这一次小的胜利就会使坏蛋们不敢再搞鬼，以后更要时刻注意。
果然，不久把头就开始了公开克扣工人，常常给矿工吃剩饭和霉米饭，动不动就没菜吃。于是，张金又组织工友们用怠工来表示抗议。这一天，大家都没上班，一个姓王的把头来找工人上班，工友们说：“我们吃坏饭，拉肚子，不能上班。”王把头硬说饭没坏。张金拽住他，叫他亲口尝尝，王把头硬是不尝。工友们看他不尝，就不放他走，有的堵住门，有的往他嘴里塞，王把头看到了工人的力量不敢不服软，当场表示，保证今后不再给工人吃霉米饭。事情虽小，但张金认为，这是团结工友、动员群众的一种好方式，既打击了敌人、维护了工友们的利益，又不至于暴露组织。
在这个时期，各大中城市工矿的抗日斗争、反日宣传往往采取公开的形式，如飞行集会之类，这种活动形式容易暴露我党地下组织群众骨干，而遭到日寇的血腥镇压。张金和工友们在特支领导下，只提经济方面要求。因而，虽然多次举行罢工并获得胜利，人员却没有被捕遇害的，组织也未遭到破坏。日伪从别的地区查获的一些我党文件，时常有提到西安煤矿的内容，例如，陈文斌、朱明植被捕，就把磐石中心县委领导下的各县区组织尽数出卖，使几百名党员、群众被捕，几十人被处死。他们的口供中说：西安煤矿有个特支，有党员十多人，还有抗日会、青年团组织，各有成员几十人。日伪军警宪特在矿区侦察许久，无从下手。
在艰苦的斗争中，张金由一个普通的农民、矿工迅速成长起来。1932年冬，他被选为海龙中心县委委员，1933年初，杨文清调走，张金担任了特支书记。张金在西安煤矿特支主持地下工作期间，多次召开骨干会议，进行抗日宣传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五一”国际劳动节、苏联十月革命节、“九一八”事变纪念日，特支都组织了抗日宣传活动，举行集会，并组织人员秘密散发抗日传单，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鼓舞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在这个时期，特支发展党员三名，抗日会员十几名，共青团员十几名。其中，有的被输送到抗日队伍，直接参加武装斗争。在此期间，特支努力为抗日武装筹集经费，购买药品、医疗器械，还搞到几百双胶皮水袜子和其他一些衣物等。有力地支援了抗日队伍武装斗争。“九一八”事变以后，张金与家中失去了联系，无法把积蓄的钱寄转家中，他就把钱拿出来充作活动经费及接济有困难的工友，在他领导特支工作期间，从未向组织领取一分钱的活动经费。
张金所走过的路，与许多农民出身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从寻求个人出路，转变到求得无产阶级和全民族的解放上来。在一次接待上级领导人来矿区视察工作时，他第一次听说毛泽东的名字，第一次知道瑞金革命政权，心中激动不已，为自己的工作与全中国的革命事业紧紧连在一起而兴奋。
1933年7月，张金奉命离开矿区，准备赴苏联学习。在等候出发的日子里，张金闲不住，主动要求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磐石中心县委负责同志很感动，就安排他帮助一位姓韩的朝鲜族同志照顾伤员，兼做群众工作。在此期间，杨靖宇同志指挥打响了生菜沟战斗，张金闻讯立即要求参战。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拿枪与敌人打仗。他跟部队同志一起打伏击、冲锋，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过路人员。
战斗结束后，张金经哈尔滨，与金明（即于苏）同志一起，转道绥芬河到苏联，于1934年初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在学习期间，他曾任军事连长、班党支部书记。1938年学成回国到延安，历任中央党校合作社主任、南泥湾青年农场场长、边区光华农场党支部书记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他被派回东北，担任过黑龙江省拜泉县县委委员、建国联合会主任、北安电业局副局长等职。全国解放后，他历任中国电业工会东北区委员会主席，中国电业工会副主席，中国水利电力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
张金参与领导的西安煤矿工人为争取生存权利同日本侵略者汉奸把头展开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为中共辽源地方党史和工人运动史写下了光辉篇章。
（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