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之子黄大年

报告文学：
大地之子黄大年

    （接续）
    黄大年听闻，毫不介意，“中国要由大国变成强国，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余愿足矣！”
    有了机库，无人机可以开始做实验了。黄大年发掘的两个苗子要上场了。
    博士生周帅对无人机的兴趣是被黄大年“鼓吹”的。“老师说他在海外做探测，飞机在上面飞，他跟同事们就在一旁喝咖啡，咖啡喝完了，活儿也干完了！”
    黄大年送周帅去做操控手，学费很贵，他二话没说，直接从工资里取了3万元。两个月后，周帅顺利结业，黄大年捧着他的执照，像孩子一样开心地笑了。
    黄大年又找到曾在大庆油田工作的张代磊，培养他专攻无人机操控与探测仪器搭载。
    无人机搭载探测仪器，并不是简单地把机器放置在无人机上，要考虑载荷、连接、平衡、减震、飞行距离、数据监控等一系列复杂因素。为了完善技术参数，黄大年常常连夜查阅资料，然后实地对测试工作提出指导建议。
    一次在保定，黄大年带着资料满脸倦容赶到测试现场，累得实在挺不住了，就躲到工作车里去打盹。在中国地质大学工作的老同学张贵宾恰好也来了，想拉着大年叙叙旧。找到他时，愣住了：在无人机测试车的轰鸣声中，大年就裹着件夹克，蜷着腿睡着了，像极了工地上席地而卧的农民工……
    就是这位“科研民工”，组织研发和集成智能化无人机搭载平台和相关减震稳定平台，攻关低磁低静电特殊材料组合、垂直安全起降、快速稳定平移等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了吉林大学在无人机领域高起点的新兴研究和交叉学科发展方向。
    就是这位“科研民工”，主动联系中国航空学会组织部领导和吉林大学校领导，促成吉林大学加入中国航空学会；当得知浙江余姚想要发展无人机产业，主动带着团队到当地进行对接合作；他在多个部门和机构间奔走，推动吉林省建成“无人机产学研用基地”……
    转眼到了无人机成果展示的关键时刻。“吉林大学留学人员助推吉林省无人机产业发展行动计划”的启动仪式要在珲春市举行，但黄大年因为连续熬夜右眼角发了炎，他自己没在意，竟用一根牙签挑破了眼角的肿块，结果引发严重感染，有人建议活动推迟，可他却坚持按原计划进行。
    还能更高、更远！在黄大年的心中，这个愿望是如此强烈而又迫切。即使眼部的疼痛让他无法入眠，只要看到那伸展的机翼、加速度地腾飞，他就心满意足、乐而忘忧了。
    无人机出彩了！珲春的活动成功了！黄大年精神饱满、忙里忙外，主持论坛、发表演讲，到生产企业进行指导，又组织近两个半小时的试飞演示。从始至终，他眼角覆着厚厚的纱布，但嘴角却挂着欣慰的微笑。
    姚立华依稀记得，试飞成功后，黄老师和他的爱人张艳一同出现在庆祝现场。大家请他讲话，他突然说：“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我要给我的妻子唱首歌。”事后才知道，那天正好是张艳的生日。
    一首《爱在深秋》，让姚立华看到黄老师的另外一面。她心里反复在想：黄老师看张老师的眼神里什么都有，歉意、疼爱、无法分身的无奈……他不爱家吗？他真什么都不顾了吗？他心里有家人、有朋友，但他想用他的生命创造一个更大的价值！
    这更大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姚立华始终在慢慢品味：黄老师的爱很大，不是儿女情长，而是远远超出常人的境界。他之所以这么拼命，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强大，得到国际尊重，站在他的高度，他心里担负的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
    瞿秋白在牺牲前曾说：“光明和火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
    黄大年的无人机，就是涅槃重生的凤凰。
    无人机的技术日臻成熟。2016年12月13日，于显利带着三个学生，刚刚把无人机运到广州，参加即将举行的“千人计划”专家科研成果展，黄大年却被医生强制住院，无法参加。
    于显利在微信上给黄老师汇报：“我们计划18日出发，18日晚上到达，19日和20日两天布置会场，这样时间充裕些；刚才与您的学生唐水亮联系上，他也是18日到达，我们会齐心协力把展会办好，彰显黄老师团队的科研成果，不辜负您对我们的期望！”
    “出息了，顶个了，真高兴！”看着于显利发来的照片，黄大年微信里竖起大拇指。
    收到这个回复，于显利心里暖暖的。他当时还不知道，这是黄老师给他最后的留言。
    2017年1月4日傍晚，贾继伟和张代磊在医院陪护，黄大年最后一次从ICU被送进手术室。张代磊扶着推车，心疼地望着黄老师：他的身体因积水而严重浮肿，胳膊上、腹腔里，看得见、看不见的地方全都插满管子。
    落日余晖，此刻正撒在黄大年脸上。他突然眯起眼，微微举起手臂，试图挡住那簇微弱的光。张代磊见状，连忙用手给黄老师遮住。
    黄大年的生命，就从此刻起，与天地间的万丈阳光隔绝了……
    得知黄老师去世的消息，姚立华懵了，她想了很久，想不通，又想了很久，想通了。
    她想起黄老师在无人机放飞仪式上唱起的那首“情歌”，她想起有一次他说，他一定要学会《我爱你，中国》……
    可是，黄老师太忙了！为了他热爱的事业，他几乎放弃了所有他喜爱的消遣，就连唱歌这样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奢侈。
    2016年10月2日深夜，黄大年曾把《我和我的祖国》的歌词一字不落地发进深探项目微信群，告诉大家“如果今夜难眠，戴上耳机听听小提琴曲《我和我的祖国》，动听悠扬，遐想入睡”。
    一个多月后，他又在“吉大海归群”里询问曾在校庆晚会上合唱的《共和国之恋》。“一天一夜没睡了，那么长时间刚吃完一顿饭，就想听她！”
    偶尔在差旅间隙听听这些歌，黄大年浑身上下的力气又回来了。他把生命之火烧得更旺，为了“她”继续奔跑、攀登，直到最后一刻！

    生命倒计时
    2015年9月的一天，司机刘国秋给黄大年的秘书王郁涵下了最后通牒：“小王，连着3天半夜拉活儿，这咋整？给多少钱我也不干了！”
    电话里，王郁涵赶紧说好话，“坐车的老师很辛苦，刘师傅您好心帮帮忙吧！”
    刘国秋是王郁涵为黄大年找的网约车司机，也是唯一一个能和黄老师“将就”的司机。
    黄大年常年坐北京到长春的最后一班航班。按正点是凌晨1点35分落地，可一遇上晚点，就得后半夜了，谁都不愿接这种单。
    这一次，电话里王郁涵好说歹说，刘国秋只得勉强答应，“反正是最后一回了”。
    到了这个钟点，零零星星的乘客中，黄大年背着大书包的样子很显眼。刘国秋闷闷地下了车，帮他打开车门，他依旧乐呵呵地喊了一声：“刘师傅，辛苦了！”结果刘国秋却没抬头，只是勉强应了一声。
    上了车，黄大年察觉刘国秋情绪不高，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突然提高了声调，很认真地说：“刘师傅，我做的事都是为国家，你拉我也是为国家作贡献。”
    他这么一说，刘国秋心里一震，不由回头看看他。透着路边的灯光，他看出黄大年一脸疲惫，心里一震：“一直感觉这小老头儿挺精神，应该是个大人物，还真不知道他到底是干啥的。”
    2015年开始，黄大年有一半的时间在出差。他的日程表上，有些日程只标注一两个字，还有些临时通知的根本来不及记录。
    起初，刘国秋和同事们轮番接送黄大年，到了后来，别人都不愿拉他，只剩还算热心的刘国秋“一个人遭罪”。
    黄大年出差，永远订最晚一班。晚上10时的飞机，计划晚上8时走，他在办公室的事情还没弄完，每次都要晚个十几、二十分钟才能出发，最后一刻登机的情况也不鲜见。
    好几次走到车门边上，黄大年还在和学生讲问题，刘国秋在一旁急得直跺脚，只能拽着他就往车里塞，“再不走就真要误飞机了！”
    黄大年坐定了，总会笑呵呵地说一句“刘师傅，抱歉啊，让你久等了”，然后从双肩包里掏出三个用塑料袋套着的烤苞米，往刘师傅手里递一个，“我吃两个，这是你的，我先吃，馋你哈。”
    拉上黄大年，这辆车牌为“吉AAG629”的速腾车就会上演“速度与激情”。刘国秋总是想尽办法，赶抄近道，黄大年则边啃苞米边打电话，说的都是中文，可刘师傅几乎完全听不懂。偶尔，有个十分八分钟的空闲，他就和刘师傅拉拉家常，有几次还聊起他家乡广西的特产。
    10月的一天，刘师傅又在黄大年家居住的小区门口干等，他正要给王郁涵拨电话，让她催催黄老师，一抬眼，看见黄老师拎着小皮箱，急匆匆走过来。刘师傅正要准备接过皮箱，帮他放到车后厢里，黄大年突然身子一倒，扑到他身上，刘师傅赶忙扔下皮箱，用手扶住了他。
    几秒钟工夫，黄大年缓过劲儿来，说了句：“没事了，咱们走吧。”
    刘师傅一听愣了，问道：“你还走啊？！”
    “一定得去。我就是太疲劳了，没睡好觉，没休息好。”黄大年摸了摸额头。
    “你真该休息一下，要不别去了。”刘师傅还想劝他，又怕自己多嘴。
    “刘师傅，这个会特别重要，你必须拉我去机场。”
    没过几天，“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要赴京申报，刘国秋把黄大年、于平送往机场和团队师生会合，瞧着他脸色非常不好。于平一查，北京雾霾，飞机飞不了，就和刘国秋两个人一路轮番劝他别去了，好好回家休息。
    走到半路，两人终于把他说通了。黄大年说让于平自己去，先送于平去火车站，没想到抵达火车站，他又说啥也不干了，绝不能扔下师生们自己回去。
    相处久了，刘国秋能感到，黄老师虽然脸上笑呵呵的，其实“犟得很”，谁都拗不过他。
    出差回来，经常还是最晚一班。见面第一句总说：“刘师傅辛苦了，实在不好意思，又这么晚回来。”然后就坐到后排，车子刚开动，就打起鼾来了。
    黄大年常常倚着车门、睡得很沉，不招呼根本醒不了。刘国秋担心他碰开车门掉出去，只好把左后门的门锁改装了。后来，还是瞅着不落忍，就从家里拾掇出一套毯子和枕头，黄大年上车了，好歹睡着舒服些。等待晚点飞机的时候，刘国秋自己也会用着眯一会儿。
    偶尔，赶上黄大年没睡着，刘国秋好心劝他：“你是不是得休息休息，你总这样身体不行。”看他整天捧着苞米啃，他也说他：“你也不能整天吃那玩意儿。”可黄大年总是说：“没事儿，我身体啥事儿没有，需要我工作的地方太多了。”
    是啊！需要黄老师的地方太多了！
    作为他的助手，于平根本无法准确说出黄老师同时在参与多少个项目的科研工作。
    师生们开玩笑，除了长春机场的夜班地勤，见他次数最多的成了地质宫打更的大爷。地质宫晚上10时要清楼锁门，不出差的时候，黄大年常常凌晨二三时离开。赶上飞机晚点，第二天又要开会，他就直接赶回办公室，拽出书柜里的棉被凑合一宿。
    起初，打更的大爷很不情愿，找到院领导那里去抱怨。黄老师知道了，赔着笑脸，还时不常给大爷的小孙子捎点儿零食。
    有一次，他深夜下楼梯，迷迷糊糊想着问题，一脚踏空，从楼梯上跌了下来崴了脚。大爷心想，这几天肯定见不着黄老师了。可没想到，第二天他又一瘸一拐乐呵呵地来敲门。大爷也被他的精神打动了，说“以后无论多晚，喊一声就行”。
    连打更大爷也被折服了，这就是“拼命黄郎”的生物钟——
    清晨，长春的太阳起得迟，畏寒的鸟儿还瑟缩在窝里。黄大年在办公室睡上两三个钟头，就爬起来工作了。他从沙发上坐起来，伸伸胳膊抻抻腿，到外间拎个水壶，倒些隔夜的温吞水在白瓷脸盆里，刷个牙，擦把脸，就快步下楼来到不远处的校园面包店。
    不带馅儿的菠萝包，他总要捎上一袋，没有菠萝包，就要白切片，回去灌上一大杯黑咖啡，就埋首在成堆的资料里。有一次，有人好奇他为什么不买带馅儿的面包，他回答说“老看资料，弄脏了麻烦”。
    中午，大家叫他去食堂，他盯着电脑，目不转睛，常常是吃“两个烤苞米就行。”苞米带回来早就凉了、硬了，他依然吃得津津有味。赶上烤苞米的路边摊没出摊，他就从书包里再掏个菠萝包，继续奋战，直到深夜。
    2016年1月，深探项目课题答辩，黄大年带着大家熬了半宿，几十份材料总算准备差不多了。突然，他发现一张配图不合适，就要求马上改正，全文重新校对、打印。大家劝他先回去，可他还是坚持等着审看，一直到了凌晨3时。睡了两三个小时，就起来准备当天上午的答辩。
    同一个团队的“千人专家”王献昌就没看见他正经吃过饭，不禁担忧地劝道：“大年，你这是拿命在做科研啊。你这样下去，就是铁打的身体也会扛不住啊！”
    可他却走到办公室窗边，举了举放在那里的哑铃，笑着说：“献昌同志啊，我们虽然努力了，但还很不够。我是活一天赚一天。”
    2016年6月27日，黄大年晕倒了。
    临近正午，507办公室内突然传出“嘭”的一声，惊动了坐在外屋的王郁涵。她推开门，看到黄老师躺在地上，赶紧拽过他的书包，找出他叮嘱她准备的速效救心丸，给他塞到嘴里。
    过了一会儿，黄大年醒来，对王郁涵说的第一句话是：“不许跟别人说。”王郁涵顶着黑眼圈，飞快地看一眼黄大年办公桌上小山一样高的一摞材料，默默地应了。
    深探专项答辩进入最后倒计时，他们已经熬了将近3个通宵。黄大年更是逐页检查、反复推敲。“这个项目，可是凝结了我们团队6年的心血，一点儿不许松懈。”黄大年像是在跟王郁涵说，又像是在喃喃自语。他走到办公室门口，关上门，在沙发上躺了20分钟，就赶往北京参加答辩。到了宾馆，已是晚上11时，他把师生们汇总的全部答辩材料拷贝出来，就一个人回了房间。
　　那又将是怎样的一个不眠之夜啊！
　　第二天下午2时30分，黄大年揉了揉布满血丝的双眼，又含了几粒速效救心丸，以惯有的自信完成了历时两个半小时的答辩发言。
　　专家组验收结束后给出结论：项目成果整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这是国内同类项目评审中的最高评价。
　　由此，中国重型探测装备技术研发实现了弯道超车，完成了跨代飞跃！
　　那一天，很少沾酒的黄大年一口气喝掉半瓶，他在微信朋友圈写下这样的感言：
　　我和我的团队成员5年多来没轻松过，最近一段时间没睡好过，有累倒的，有因委屈而忧郁的，有半道放弃的，还有失去家庭生活的……我在最后一刻也终于没撑住，终于倒下，是吃着救心丸上验收场的，别人替代不了。但是，正是这些项目能为吉大培养出一帮“疯子”和“狂人”，一批能打硬仗的精兵。
　　身体已经发出强烈预警，可黄大年却依然像一台永动机，一刻不停。
　　他的内心时常涌出巨大的不安全感。他担心在科学的竞跑中，取得的任何成绩都将马上成为过去，他生怕稍微慢一步就被落下了。
　　这种“不安全感”、这种“本领恐慌”，让这个“拼命黄郎”更加疯狂，像只陀螺转到了极限！
　　看着他加班加点却眉头紧锁的模样，杨长春知道，大年需要不断地去破除、否定、推倒自己已有的东西，去实现一点一点地提高、赶超。他已经找到了追求事业和梦想的巅峰状态，胜利的时刻应该不远了！
　　正是这个“拼命黄郎”，每年几十次往返于10多个科研机构，协同几百位科学家并肩奋战，用5年时间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20年走过的艰难路程。
　　在他牵头项目下设的尖端装备重力梯度仪的研制上，我国数据获取的能力和精度，与国际的研发速度相比至少缩短了十年，在算法上则达到了与国际持平的水平。
　　也正是这个“拼命黄郎”，又从战略高度提出研发我国大深度、大面积、高效率的快速移动探测系统和综合地球物理资料处理解释系统。在他一次次不辞辛苦地向有关部门讲解后，国家批复了3亿多元的科研经费，比预期申报的增加了1亿多元。
　　“如果没有一种强烈的热情，谁能这样坚持下来？”看着黄大年因为科研进度欣喜若狂的样子，董树文也时常想起他刚刚回国时的情形：这个从一开始很不习惯、不习惯我们开会、不习惯我们讨论的人，做出了怎样的努力和改变，才能引领协调这么多科学家完成这么多、这么大的项目？
　　黄大年的生命，在向科学事业的巅峰进军中，迸发出耀眼夺目的火光。可支撑这火光燃烧的身体，却加速着迎向死亡。
　　2016年11月29日，日程表上龙飞凤舞地标记着“第七届教育部科技委地学与资源学部年度工作会”。这天凌晨，在北京前往成都的飞机上，黄大年又晕倒了。
　　“病人什么情况？”凌晨2点，急救车一路开进成都第七人民医院急诊大楼，医生一边推着担架床，一边看着这个面色青黄、脸冒虚汗的中年男子。
　 “在飞机上，他说胃很疼，就昏过去了。”同行的一位同志焦急地回答。
　　“他吃什么了？”
　　“他今天没顾上吃饭，登机前就喝了一瓶冰可乐。”
　　“可乐？”医生带着怀疑，想为他做初步检查，却怎么都拿不开他抱在怀里的电脑。过了一会儿，他终于醒来，睁眼看到医生微微一愣，又赶紧摸了摸怀中的电脑，喘了一口气，又对旁边的同志说：“我可能不行了……我要是不行了，请把我的电脑交给国家，里面的研究资料很重要。”
　　这台电脑，在黄大年眼中，比命还重要。他从国外两手空空地回到国内，这台电脑里装的，都是他呕心沥血的精华。
　　这一晚，黄大年都抱着那台电脑，睡得很不安稳。早晨一睁开眼，他就撑着爬起来。护士赶过来劝他做进一步检查，他却塞了一把速效救心丸，背着书包奔出病房，“还有个会，挺重要的，我得去。”
　　当他匆匆跨入成都市翔宇宾馆的会议室时，有人下意识地了看表，黄大年怎么会迟到？也有人注意到，这个总是一丝不苟的人今天有点儿不一样——
　　他的那件黄色呢子西装皱得厉害，背也挺得不直，脸色泛着青黄，下巴上还有没刮干净的胡茬。直到登台演讲，他才恢复了往日的神采，一边熟练地演示着他无懈可击的PPT，一边滔滔不绝地导出他最新思考的问题。
　　回到长春，黄大年被强制做了体检。他叮嘱于平不要告诉其他人，以免影响工作。还没出结果，他又跑去北京出差。
　　检查结果：疑似胆管肿瘤。
　　于平一下子懵了：这种病怎么会落到了黄老师身上？！
　　那天晚上，于平在家附近的一间咖啡馆坐了很久，直到止住哭泣，才敢接起黄老师不断打来的电话。
　　已近午夜，黄大年刚刚兴高采烈地和一些专家探讨了一些问题，又来询问一些工作的落实情况。于平强打精神回答着，却一遍遍在心底问着自己：“黄老师身体这么好，却出了这样的问题，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她想到他没白没黑的作息，想到他草草了事的饭食，想到他一杯接着一杯的黑咖啡，想到他敞开窗吹着冷风提神，想到他有几次腹部痉挛的奇怪发作，想到他越来越不爱下楼、越来越疯狂地工作……
　　她怨黄老师啊，每次劝他要注意身体，他总是走到窗边，炫耀式地举举杠铃说：“我们地质人，翻山越岭，走南闯北，身体好啊！”
　　她恨她自己，每次黄老师错过了体检，她都没有坚持己见，硬拉着他去医院……
　　她还想到了黄老师这两年时常挂在嘴边的话：“我是活一天，就赚一天。”
　　为什么，黄老师要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一种可能的答案，后来是在他家中发现的——
　　黄大年离开后，王郁涵陪着黄大年的妹妹黄玲去家中整理遗物。房子空空荡荡，从门厅到卧室，好像很久没有人住过。走进卧室，打开衣柜，有很多没拆包装的羊毛衫和衬衫。
　　“原来，黄老师不是没买，而是没时间打开。”王郁涵的眼泪刷地下来了。
　　她想起黄老师身上的衬衫都洗得软塌塌的，每次问他怎么不换几件新的，他总说“洗旧了的贴身，舒服”。
　　有一次，她发现黄老师常穿的一件羊毛衫的胳膊肘破了，她用手指了指，提醒黄老师。黄老师一看，圆圆的脸上咧出一个憨厚的笑：“没事儿，不耽误穿。”
　　正在她出神的时候，黄玲走了过来，眼圈红红的：“给你看一样东西。”
　　黄玲拉着王郁涵走到床边，打开床头柜上的三个抽屉。打开的瞬间，王郁涵下意识地用手捂住了嘴——
　　三个抽屉里，满满地堆着药：胆舒胶囊、六味五灵片……
　　眼前突然浮现出一幅画面：凌晨二三时，也许更晚，张艳等得太久，已经睡下。黄大年到厨房倒了一杯热水，然后悄悄地走进卧室，从床头柜里拿出一板药，坐在饭桌前默默吞下……

　　永远的“班主任”
　　“黄老师太累了，他只是睡着了。”每天，离开地质宫五楼，当电梯门关上的一刹那，乔中坤仍会下意识地回望一眼，507办公室的灯是不是亮着，那个头戴鸭舌帽的胖老头会不会从里面走出来……
　　这个高高个子、斯斯文文的男生，开始慢慢去接受一个残忍的现实：黄老师是真的永远离开了。
　　4年前的9月，乔中坤揣着专业第二名的保研成绩单，忐忑地敲开了黄大年办公室的门。
　　终于要面见心中的偶像了。早在读本科时，黄老师给新生上的第一堂专业公开课就让乔中坤折服了。
　　“你好，中坤，请坐。”没想到，黄老师直接从办公桌边起身走过来，招呼他坐在沙发上，还为他倒了一杯水。
　　面试的机会实在宝贵，这个从农村考出来的孩子攥着成绩单，不知说什么好。瞧出他的紧张，黄大年主动给他讲起了自己的求学史和在国外工作的经历。然后，等到气氛轻松了，他才问起他的家庭情况、学习兴趣、业余爱好、理想规划，等等。
　　整整一下午，乔中坤感觉黄老师就像家中长辈，已经非常细致周到地为他把未来的发展都考虑到了。最后，黄大年握了握他的手，微笑着说：“中坤，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跟我做科研的日子会很苦很累，但一定很值得。”
　　很快，乔中坤就理解了什么是“很苦很累”。也理解了师哥师姐为什么打趣地说黄老师是典型的“一丝不苟的处女座”。
　　黄老师的笔记本电脑上，给每个学生都建了学习笔记和读书报告文件夹。不出差的时候，他会到实验室，挨个询问每个人近期学了什么、想了什么、遇到什么困难。出差了，他就在机场、车站和开会间隙通过邮件查改作业，或者开视频会议在线答疑。
　　写一份研究报告，每个文字、每个标点，黄老师都要反复琢磨、逐个推敲；做一个PPT，从配图到解说，他也要精心指点，出差途中想到什么也会立刻发来。
　　有一次，有学生把一个科学术语的大小写弄错了，黄老师提出要修改，那个学生嘟囔了句“其实业内人士都能明白”，结果黄大年严厉地批评道：“大小写区别很大，会导致多重理解，科学容不得半点儿马虎，更不能有丝毫懒惰。”
　　对团队师生的论文，黄大年也非常上心。他亲自指导、逐字修改，但拒绝署名，“要记住，做科研绝不是写写文章。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
　　有老师劝他，带学生差不多就行了，用不着管那么细。可他却认真地说：“我们的国家，太需要人才。现在多用点儿心，他们中就有可能出大师。”
　　在很多人看来，做科研可以出成果，带学生那是捎带手，可是黄大年心中，教师是他最看重的身份，因为他始终忘不了，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那一段段胜似亲人的师恩。
　　初中时，由于父母被下放，黄大年被送到一所乡村“五七”中学寄读，半年才能见一次父母。学校里有很多优秀教师，多数是身体情况不佳的知识分子，他们清瘦、认真，尽心尽力地传授知识，温和儒雅地对待学生，像极了他的父母。
　　黄大年曾回忆说：“在这段经历中，我无意中接触到了中国式教父的形象。他们在求索知识的道路上坚毅、刻苦、顽强和清贫的品格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1978年2月下旬，经过4天3夜的长途跋涉，黄大年抵达长春火车站后，大老远就看见了举牌接站的老师。一位个头不高的老师一边关切地问他脚有没有因长途坐车而浮肿，一边帮他扛起行李一路送到学生宿舍。
　　这个从炎热的南方来到东北的青年，被老师们的热情包裹着。看到他没有棉裤，老师就连夜缝制；看到他基础薄弱，老师又帮他补课。在师生情谊的温暖中，他作为一个下放知识分子的后代感受着被尊重的快乐，也向往着“为人师者”的崇高。
　　后来，人在异乡，他的英国导师也曾专程开车来实验室接他，邀请他一起回家过圣诞节。那些暖融融的点滴经历，不仅让黄大年感念了大半生，也让他深深意识到，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应该是专业领域的领跑者，更要做学生成才的陪伴者。
　　2010年8月的一天，黄忠民来找他，语气有些迟疑，试探着问道：“大年，咱们学院想设置‘李四光’本科实验班，想邀请一些大专家担任班主任……”
　　“没问题，我愿意。”黄忠民心头一热，他没想到“已经把一分钟掰成几瓣用”的黄老师没有丝毫推诿，立马就应了下来。
　　新学期开学，“李四光班”的教室里先后爆出两次欢呼声。第一次，是黄大年神采奕奕、满面笑容地走上讲台，同学们被他“不凡的气度”彻底征服。第二次，是黄大年宣布为全班二十四名同学每人发放一台笔记本电脑。黄大年说：“要想探索前沿的科学，首先要掌握先进的手段。”
　　为了让学生们开阔眼界，他帮助他们订阅期刊，送他们出国参加一些国际会议，回来后有一些支出不可以报销，他当场就把票据撕掉了，然后自己掏钱补给学生。
　　黄大年的办公桌旁有两张椅子，两台电脑。倒不是因为“阔绰”，而是专门为学生准备的。学生来了，就坐在黄大年身旁，一人一台电脑，讨论清晰高效。有时，他碰见学生们有公式和计算方面的难题，就随手拉张椅子，手把手教起来。
　　每次，当他为学生讲完一道题、推导完一条公式，他常会对他们说：“你们的竞争对手在外面，要以国外一流高校的学生为榜样，追赶强者并超越他们。”
　　学生们常常觉得，黄老师是天底下最忙的老师。可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觉得黄老师好像就在身边。
　　傍晚时分，如果走廊里传来又急又重的脚步声，学生们就知道，黄老师来了。他会一间一间屋子走过去，挨个询问大家吃没吃晚饭、有没有问题。
　　“绝不能亏待了这帮孩子，绝不能耽误了这拨人才。”这句话，黄大年常挂在嘴边。
　　地质宫顶楼冬冷夏热，黄大年给每个实验室配备了电暖气、电风扇，到了暑期就让妻子张艳给学生们煮绿豆汤，用大锅盛着送过来，入了冬又让张艳包饺子给孩子们吃；雾霾天，他给学生们买口罩，还教给大家正确的佩戴方法；怕孩子们想家，他几乎每个节日都让学生去家里吃饭，油烟过敏的他还亲自下厨做油焖大虾；出国时，他会带着两个空箱子专门给学生买礼物；接学术电话时会开着免提让学生们一起听；学生毕业回来看他，他也要请吃饭，问学业长进；谁没有对象，他也要操心，恨不得帮别人规划一辈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