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之子黄大年

报告文学：
大地之子黄大年

    （接续）
    人民的需要，国家的需要，这就是一切追求的原点。从这个原点出发，黄大年脑海中的关系脉络网不断延伸——
    “咱们学校有学者参加南极科考，能不能研制全地形车，完成在极寒、沟壑、全时段极限条件下的通讯、交流和作业？”
    “‘云端远程控制’技术发展很快，能不能开发野外作业医疗看护车？这个目前在国内还是空白啊。”
    “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在南极内陆地区钻取冰下基岩岩心，能不能在海洋资源与安全领域跟建设工程学院、环境与资源学院联合做些事情？”
    ……
    科学是严谨的，但离不开奇思妙想。巴尔扎克说：“真正的科学家应当是个幻想家。”
    黄大年就是这样的“幻想家”。
    与探测仪器专家合作研发深地探测仪器装备，与机械领域专家合作研发重载荷物探专用无人机，与计算机专家合作研发地球物理大数据处理与解释系统……在黄大年想要构建的“科研特区”中，没有什么不敢想，也没有什么不能做。当很多人还站在2.0时代，他已经望到了4.0时代。
    每冒出一个新想法，他马上去找熟识的专家探讨一番。然后，连夜查找资料、进行调研论证、设计实现路径。有的人一边和他讨论着，心里也犯嘀咕：黄老师说的怎么都像童话，能实现吗？
    然而“大年童话”的拥趸越来越多：众多“海归”慕名而来，马芳武、王献昌、崔军红等“千人计划”专家也在他的游说下相继落户吉林大学。黄大年的办公室里常常高朋满座，众人围绕一个问题谈得眉飞色舞，辩得口干舌燥。
    时任吉林大学统战部副部长任波知道，为了编织一张更大更密的科研网络，黄大年付出了不为人知的心力。
    2013年10月，欧美同学会举行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黄大年作为海归科学家代表应邀出席，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内心备受鼓舞。
    他回到长春后不久，就主动打电话给任波，“国家对海归这么重视！我们更应该倾尽所有报效祖国！担任会长的事儿，我就不推辞了！”
    任波又惊讶又感动，愣在电话那头说不出话来。彼时，学校留学归国人员联谊会正在酝酿改选，大家心服口服的会长第一人选，就是黄大年。可他实在太忙，任波提过一次之后，就再也不好意思找他。
    黄大年欣然出任，其实还有别的“算盘”。他觉得，从国家需要和世界一流角度看，我们虽然努力了，但还很不够，还得快马加鞭，招揽更多高端人才。
    他把目光投向“海归”群体，一个脚步匆匆的身影，就这样走进了吉林大学300多名海归知识分子的灵魂。联欢郊游、调研开会，只要不出差他保证场场必到，陪大家唱歌、为大家照相。
    有一次，学校为海归人员组织艺术沙龙，那是黄大年回国后第一次走进KTV，按要求，每个人都要唱一首。黄大年很谦虚地对任波说：“哎呀，我特别喜欢唱，可就是一到高音就跑调。”
    在大家鼓动下，他上去唱了一首《垄上行》，结果一发不可收，《我的中国心》《祖国，慈祥的母亲》《我的祖国》……他一首接一首。
    唱毕，大家一致认为，当天的麦霸是黄老师。任波问他：“黄老师，你知道麦霸是什么意思吗？”他像个孩子似的兴奋地说：“麦霸？是一种荣誉吧？”
    他的回答，让大家愣住了。这个把爱国歌曲唱得如此高调的大年学长，是多么朴实而率真！他那颗童话般的纯真之心，征服了所有人！
    2014年学校中秋晚会，黄大年因为一首歌，落泪了。
    演唱者艺术学院副教授姚立华刚走下舞台，发现黄老师在舞台的一角等着她。她走上前去，刚想问候，竟发现这位大专家的眼角挂着泪珠。
    黄大年一字一顿地说：“姚老师，听了这首歌我感动得落泪，请理解，我们常年在国外的这些人，对祖国的爱很深、很深。”
    彼时，姚立华刚刚从俄罗斯深造归国，她十分惊喜地发现，自己在演唱这首歌时所投入的情感，都被黄老师感受到了。
    作为我国著名歌唱家、声乐教育家郭淑珍的弟子，姚立华把演唱的质量看得很重。曾经，每每驾驭《我爱你，中国》这类高难度歌曲，她心里多少有些“小满足”，后来，到了国外，很多华人听到这首歌都会泪流满面，她感到他们对祖国的爱是那么真，就像孩子对母亲的依恋，这种歌者与听者的互动，让姚立华内心深处的情感被点燃了。回国之后，遇到黄大年，更让她发现，在自己身边，还有如此同频共振的人。
    祖国，就像生命中最激越的音符，拨动着黄大年的心弦。那一首首歌，也让他与一大批海归学者分享着同样的心、难得的情。
    “我和大家一样，没有‘深厚感情’就不会回来并喜欢上这块零下20多摄氏度的黑土地；没有‘科研激情’、没有‘心情的阳光’和聊以自慰的‘艺术的陶醉’，就不会有始终如一的坚持、初衷不变、童心难改。”深夜“冒泡”，黄大年常常在吉大海归微信群里分享工作成果，和大家聊聊知心话。
    他就像个邻家大哥，关照每一位“大家庭”里的海归人员，引领着大家去寻找回国后的坐标。
    2014年7月，在水下通讯和水下网络领域备受瞩目的吉大校友崔军红回国探亲，经人引荐见到了黄大年。
    “中国水下国门洞开”，黄大年直入主题，语气中的忧虑让崔军红深有共鸣。跟黄老师从事的深地探测一样，崔军红从事的水下通讯在国内也面临着高端设备依赖进口的处境。
    “咱们学校的新兴交叉学科学部正在酝酿，你可以申报国家‘千人计划’，回国创建智慧海洋研究中心，大家集中合力，一门心思把一件事做好……”听着黄大年的话语，崔军红有些心动，但也顾虑重重：一方面，她在美国的平台已足够大，如果和黄老师联手做事情，应该前景可期。但另一方面，她已在美国生活16年，自己能否适应国内情况，也有些拿不准。
    黄大年看出她的犹豫，邀她到自己的团队参观交流，又给她展示近年来的项目成果。崔军红问道：“黄老师，咱们要搞海洋探测，可是吉林没有海啊？”黄大年踌躇满志地说：“没关系啊，哪里有出海口我们就向哪里去啊！只要有决心就能把事情做大。”
    吉林没有海，但眼前这位学长海一样的胸怀深深触动了崔军红。2016年6月，崔军红作为“千人计划”专家签约吉林大学。
    从那以后，黄大年成了她的精神导师。每当她有困难、发牢骚，黄老师都会用亲身经历鼓励她，“你看地质宫现在很好，当时屋顶都是漏水的；修建无人机库的时候，也遇到很多问题。这么多人，这么多环节，都需要时间，我们还是要有劲头、有耐心，事情总有一天会做成的。”
    事情总有一天会做成。这个信念，燃烧着黄大年生命的烛火。而那澄净的光，照亮着一位又一位学者前进的道路。
    “黄老师，您该休息一下，最近您太累了。”一天中午，“千人计划”专家马芳武来找他探讨问题，一看他两眼通红，就知他又是一夜未眠。
    “没事儿，再吃两个烤苞米就好了！”黄大年抡起手臂，伸展了一下说，“对了，有个在新加坡工作的贾继伟回来探亲，晚上我叫了他来我家，你也来，咱们一块儿吃饺子。”
    “你那么忙，怎么还让人去家里？”马芳武说，“咱们在外面吃一顿也行啊！”
    “没事儿，就是要让这些年轻海归感受感受，现在国内不比国外差！”
    就这样，他拉着马芳武等人借“千人计划”联谊会、吉林大学留联会等平台，不断寻找、联络海外高端人才，想尽各种办法吸引他们留在国内、扎根吉大。
    2016年9月，一份报告交到了校务委员会的案头：在黄大年的倡议下，经过为期一年的酝酿讨论，吉林大学新兴交叉学科学部筹备初期工作宣告完成，一个辐射地学部、医学部、物理学院、汽车学院、机械学院、计算机学院、国际政治系等的非行政化“科研特区”初步形成。黄大年也成为吉林大学新兴交叉学科学部学部长。
    于平看着报告默默发呆：交叉学部这件事，当初大家心里都没太有底，可是黄老师硬是把一个个虚幻抽象的概念，渐渐都变成现实，把各个学院、学校内外的力量，慢慢拧成一股绳。
    黄大年看着报告深深舒了口气，他的头脑里立刻又蹦出一连串问号：手机会不会变成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交通枢纽能不能变成拓扑网？汽车能不能实现无轨运行？外太空能不能开发矿产……
    如今，曾经对“大年童话”的质疑已湮没无闻，一个个“大年童话”正在变为现实，在卫星通信、汽车设计、大数据交流、机器人研发等诸多领域，一个个“奇迹”正在涌现，几乎覆盖吉林大学近三分之一的专业。其间，又衍生出许多新课题、新方向、新学科，由“大年童话”孕育的“科研特区”未来将有望带动上千亿元的产业项目！

    是熔岩，也是清流
    一天深夜，黄大年的好友、时任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杨长春接到了他的电话。聊了没几句，杨长春就听出黄大年情绪不对。其实，他已风闻“圈里”一些议论，大概是说黄大年“不食人间烟火”“不懂人情世故”。
    比如，项目启动要先写规划，有些专家承担的科研任务比较多，不能全程参加，他不论名头大小，一律通报：“如果想要点卯挂名，就不用来了。”开论证会，无论什么人在场，他发言从不穿靴戴帽、寒暄客气，而是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又比如，参加项目评审，他语气和善，却随时“开炮”：数据引用有问题，他立刻指出；指标参数不清晰，他不予签字；PPT里有错字，他也要一一纠正。
    黄大年想不通，说：“这都是按科学规范做事，为什么有人不理解？”
    杨长春劝他道：“你刚回来，人生地不熟，你这干的全是得罪人的事。”
    可是黄大年却说：“我就是想干成事，不这么干不行啊。”
    很多机构和单位想要参与深探专项第九项目。黄大年不看介绍材料，也不提前通知，直接钻进人家的实验室和车间，查验对方的资质水平。“相中”了以后，他就直接给对方打电话，上来就和人家说：“我有个上亿元的项目，你们的技术符合我们的要求，我可以提供经费，一起合作完成这个项目。”接电话的人一开始还一头雾水，以为是骗子，有的还曾打电话到吉林大学核实真伪。
    有一段时间，刘财陪同黄大年外出拜访、争取经费，发现“大年到了人家那儿，从不谈钱”。
    有一次，见财政部一位司长，两个多小时，黄大年“掰开揉碎”地只讲国际上都在做哪些尖端技术，这些技术对中国有什么用，似乎把经费的事情忘在脑后，让一旁的刘财暗暗心急。没想到那位司长还没听够，中午把他们留下来吃了盒饭，此后不仅痛快地批给经费，还一直追着黄大年做项目。这种情形在平时是很少见的。
    有自认为和他关系不错的专家找来，想替某科研机构“拉点儿经费”，他一句“我没有敌人，也没有朋友，只有国家利益”，直接把对方噎了回去。后来对方发现，就连黄大年所在的吉林大学也没有多拿一分钱。
    黄忠民看他整天飞来飞去，手头的项目却大多给了外校，十分不解地问他：“我说大年老师，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这么忙？你忙我们地探学院的事情我当然大力支持，忙吉林大学的事情，我也非常支持，但是你帮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出谋划策，帮他们设计项目，他们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他们要争取到一大块钱，可能意味着咱们这边要少一部分经费了……”
    黄大年却十分耐心地对他说：“忠民，咱们不能那么狭隘，我们要站在国家层面来考虑问题。我们能力之外的，就应该联合国内更多高校共同来把事情做好。”
    对于美好的人生品格，朱光潜这样诠释：“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态度做事。”
    黄大年就是这样一个人——以出世的态度做学问、搞研究，超然物外；以入世的态度爱国家、爱科学，殚精竭虑。
    但有一次，超然物外的黄大年发了大火。
    按照要求，深探项目第九分项要召开月度项目课题组长视频答辩会。
    “怎么回事？小王，你都催过了吗？”黄大年迈着大步，急匆匆地跨进会议室的门。
    “都催过了啊，黄老师。”王郁涵偷偷瞄了一眼墙上的钟表，9点50分了！
    此时项目千头万绪，正是确定各个课题具体目标的关键阶段。距离开会还有10分钟，要求提前上交的材料还没收齐，多个视频会场的人也没到齐。
    “人浮于事！”大手一挥，黄大年突然把手中的滑盖手机砸向地面，手机屏幕摔了个粉碎，在场的几个人都惊呆了。
    “我们拿了这么多纳税人的钱，怎么就能如此草草做事呢？汇报的PPT不好好做，开视频会也不按时到？我们得遵守契约精神啊！”那天会后，黄大年还在生气。王郁涵默默地把手机递给他，屏幕已裂成了蜘蛛网。
    事后，黄大年和董树文坦言道：“我有时很急躁，我实在无法忍受有人对研究进度随意拖拉。我担心这样下去，中国会赶不上啊！”
    “大年，你要服水土，很多事情要慢慢来，逐步跟你的想法对接！”董树文善言道。
    “那不是我！要是那样，我就不用回来了！”黄大年执拗地说。
    董树文因此得出一个结论：别看大年平时乐呵呵，急脾气上来很犟的，“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黄大年着急啊！他急一身绝技施展不开，他更急在深探领域祖国和世界看得见却摸不着的差距。他想用5到10年，使我们国家成为在国际上真正具有竞争力的、掌握高精尖技术的国家，他觉得就应该抓紧实干！
    黄大年坚持以项目管理的方式抓科研协同。他提出“滚动中淘汰”，“前期给了500万元，干得不行，下一期的钱就收回来”。“千人计划”专家王献昌很吃惊，“钱都答应给了，怎么可能收回来呢？”
    可黄大年硬是拉下脸来，在管理中形成了中国科研前所未有的倒逼机制。
    杨长春理解他：“大年追求的是科技的极限，他不是去抢跑，而是在做事情之前，就先想明白科技的巅峰在哪儿、极限在哪儿，他想到了极限，就争分夺秒去跨越极限、赶超极限，这就是他着急上火想去突破的原因。”
    高平也跟他深谈多次，到最后黄大年说：“咱俩聊过以后我心里好受多了。我回来干吗？不就是要迎接这些挑战吗？！我一定会适应环境，努力去改造环境。”
    在祖国的科学事业面前，黄大年的激情就好像大地深处的熔岩，喷薄而出，奔流向前。
    深探专项经常开会，特别是在策划重大专项时，议程常常是今天通知、明天开会。可身在长春的黄大年十次有九次都会按时出现。董树文说大年是出勤率最高的核心专家组成员。
    高平问他：“你累不累？前天刚走，今天又来。”他却说：“这么重要的会我一定要来。”
    高平很感动，她从没看到黄大年疲惫的样子。看着他聚精会神的样子，她不知道他牺牲了多少自己的休息时间，又可以想象，他是怎样行程满满，天南海北地奔波。
    会议讨论时，黄大年的那种方式一开始让董树文也受不了。他跟人们也交流过，会上最直言的就是黄大年，台上还没讲完，他底下就给你“捣乱”。
    “院长，这个目标我认为定得有点儿不太科学！”
    董树文隐忍地问：“大年，你等我讲完再说行不行？”
    结果黄大年愣是回了句：“不行！你们不能这样说！”
    慢慢地，董树文意识到这不是坏事，间接地也就接受了。此后，凡是深探项目的会议，大家把事情都放在桌面上讨论，不再“弯弯绕”，也没了背后的“小动作”。
    深探专项第九项目做第一次年度汇报的时候，黄大年的课题按次序被排在最后。他上台汇报的时候，已是下午了，底下的领导和专家走了一大半，剩下的人也都满脸疲态。黄大年当着众人的面跟董树文“发飙”了，“领导怎么这么不重视？两天的会，第一天下午就走了。你也不重视！”
    “我怎么不重视了？”
    “装备是深探事业的硬件基础和关键支撑，你把我的汇报安排在最后一个，大家都没有兴趣听了，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意见反馈，这么做还有什么意思？”
    董树文听了，觉得有道理。第二年汇报，他说服其他项目，把第九项目安排在了第二个，结果黄大年就像孩子得了块儿糖，心满意足。
    从会议形式的创新，到项目机制的变革，深探专项不是第一块“试验田”。一张表格上，密密麻麻记录着7年间黄大年一力承担的诸多项目。还有许多项目，无法在这张表格上一一列出。
    2016年6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国家‘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上，黄大年与中国科技界首位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国际著名量子通信专家潘建伟、国际著名生命科学专家施一公等，一起上榜、名列前茅。
    很多人并不清楚黄大年从事的地球探测项目究竟有何深意，但却记住了他和善的微笑，还有他简洁明快的座右铭：“为梦想而行动的人是不会被埋没的。”
    为梦想而行动！7年间，黄大年带领400多名科学家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地面电磁探测系统工程样机研制取得显著成果，为产业化和参与国际竞争奠定基础；固定翼无人机航磁探测系统工程样机研制成功，填补了国内无人机大面积探测的技术空白；无缆自定位地震勘探系统工程样机研制突破关键技术，为开展大面积地震勘探提供技术支持；万米大陆科学钻探工程样机“地壳一号”横空出世，超深井大陆科学钻探工程向前迈进……
    而刮起“大年旋风”的深探专项，更是以第九项目的结题为标志，深部探测能力已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局部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我国深部探测5年取得的成果超过了过去50年，国外专业期刊这样评价：中国已正式进入“深地时代”！
    有些成果，是看得见的贡献；有些事情，是潜移默化的影响。
    高平说：“大年对待科学是很‘任性’的，他不唯上不唯权不唯关系，不允许‘你好我好大家好’，带回来一股清流。”
    以至于有些会议他不到场，有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就会问：那个“爱提问题”的专家怎么没来？科技部的一位同志认为，“黄大年能围绕一个问题讲到方式方法的层面上，而不是提出‘瓶子没拧紧’‘线画得不直’等表面的问题去规避风险。”
    很多青年学者见了他，总是“既忐忑又期待”，忐忑的是任何瑕疵都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期待的是他不仅会提出课题报告中有哪些问题，还会提出下一步怎么改进、怎么规划、怎么转化成产品。
    黄大年说：“我在国外时接待过很多国内的团组，我很想把所有知道的都告诉他们，不要再走弯路。”
    杨长春感到，如果一个首席科学家，认真地、带着情怀去做一件事，这件事或多或少、或快或慢还是会推动起来的。有很多过去感到“不舒服”的人后来也感到，黄大年的建议是有益的、真诚的，也开始向他求教、与他交流。
    渐渐，只要知道他在学校，总会有本校的、外地的青年教师来请教，在办公室门口排起长队。别的学校要申报课题，只要他认为符合国家发展战略，他就帮人家跑项目、跑资金，把竞争变成了合作。
    王郁涵开玩笑说，“得准备个叫号机”了。那些学术问题，哪有那么容易讲清楚，可是黄老师从来不嫌烦，会给他们掰开揉碎地讲上两三个小时。
    轮到他自己的事情，他却抽不出时间了。学校领导几次催他抓紧申报院士，他婉拒：“先把事情做好，名头不重要。”代表单位参加学术会议或讲座，他能一口气准备十几页的材料，但要让他填报个评奖材料，半页纸都不到。
    他的团队分分合合。有的人觉得跟着他捞不着名头，走了；有的人迫于养家糊口的压力，也走了。为了留住“刚刚冒出的苗子”，他一次次找学校、想办法，掉过不止一次泪。
    有人劝他：“黄老师，咱也当个领导，这些问题不就好解决了？”可他说：“要是需要这些，我就不回来了。我们是为国家做事，只要塌下心来，水到渠成。”
    一次，高平到吉林出差，特意去黄大年的办公室看了看。他热情地带着她从这间屋走到那间屋，从这个设备看到那个仪器。
    看到这些与国外完全接轨的开放研究空间，高平问他：现在这里是不是有你在国外工作时的影子？黄大年高兴地回答说：“你看！我有一支团队了，不是我教他们学，我们是一个共同创新的整体，将来是要干大事的！”
    黄大年最得意的是他设计的茶思屋。在507办公室的对面，有一间10几平方米的房间，干净素雅，沙发、音响、投影、吧台……入门处的书架上，摆放着最新出版的国际期刊和学术杂志。直通屋顶的欧式酒柜上，团队的奖状奖杯摆在最上面，白酒、红酒、香槟摆在中间，下面微波炉、咖啡机、面包机一应俱全。
    从一间空屋子开始，黄大年用自己的钱，一点一点添置了茶思屋的各种家当。在这里，他常会惬意地煮一壶咖啡，与来访的外国专家交流观点。或是叫上三五团队师生，来一场“头脑风暴”。每年圣诞节，这里的圣诞树、蛋糕、水果、啤酒，还有空灵的圣歌，都令他仿佛回到剑桥生活。
    黄大年拉着高平在茶思屋门口合了影。高平蓦地发现，大年鬓边的白发多了，肩膀有点儿塌，脸色也没有在国外时滋润。可是他站在那里，那种意气风发的感觉，仍似一个朝气蓬勃、以梦为马的青年。

    “大年号”无人机：完美弧线的背后
    “显利，不用说了，咱不干了！”
    2014年9月的一天，507办公室，黄大年一拍桌子，厉声打断了团队成员于显利的汇报。
    王郁涵送进来一杯咖啡，知道是无人机库的事情进展不顺，劝道：“黄老师，您先消消气。”
   “是啊，您消消气，您看咱们都走到这步了，现在不干太可惜了。”于显利也劝。
    于显利的手里，攥着一张纸，那是搭建无人机库的审批申请。作为移动平台探测技术研究的关键环节，无人机的研制与存放需要机库。而机库作为临时建筑，在选址、搭建、消防、管理等方面涉及学校多个部门，需要逐项审批。
    这件事，黄大年交办给于显利。可是过了大半年，签章只进行了一半。
    每个部门，必须一把手签字；签字顺序，需要依照部门职能排序；每个部门的一把手，都有几个校区的事情需要处理，如果起初跟一个部门约好了，结果有事耽搁晚来几分钟，就只能再约下次。赶上一把手出差，就得等上十天半个月。
    把这些字签完，就可以给无人机安家了。
    黄大年盼啊，盼啊，那个在年轻时就曾经萌发的梦想也终于可以安家了。
    在英国时，他和同事们渐渐掌控了移动探测技术。每次随外方舰艇出海研究，望着在甲板上轻盈飞起而又平稳落下的无人直升机，他都会在内心慨叹：什么时候，中国也能拥有这样的技术？
    现在，随着“重载荷智能化物探专用无人直升机研制”项目的推进，这个梦想越来越近了！
    一连数月，黄大年一头扎进这个新项目的调研，一有空就跑到无人机模型销售的店铺，看看这个、再试试那个，有几次店主都要打烊了，他还赖着不走，最后只能自己掏钱，直接把模型抱回办公室，像是捡了个宝，乐得合不拢嘴。
    样机采购回来，需要赶紧搭建机库，但让黄大年没想到的是，机库搭建竟然如此曲折。
    一开始，团队在食堂旁边的空地上找了个位置，一圈审批跑下来到了公示的时候，附近的老百姓不干了，说盖上以后把自家房子的光挡没了，一闹就闯进了地质宫。
    静静的走廊上，几个大爷大妈吵吵嚷嚷走了过来。
    “就这儿，这就是那个黄大年的办公室！”
    黄大年闻声出来：“你们有什么事？”
    “你就是黄大年啊？听说你要盖什么无人机库？你为啥非得在我们家门口盖？把我们的光都挡了！你要盖，我们不同意！”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闹起来了，更有甚者不管不顾地指着他的鼻子，骂得难听。
    黄大年十分和气地给他们讲道理：“这是国家的项目，我们是在为国家做事，还希望你们支持我们啊。”
    来人根本不听，被劝回去之后又几次三番闹到学校。实在没辙，只得在地质宫旁边的空地上勉强挤出一块地方。
    这么一折腾，就到了10月。虽是秋天，可长春的封冻季节眼看就铺天盖地地来了。好不容易批下来的机库，就在最不适宜的季节动工了。
    黄大年找到先期去北京进修学习无人机技术归来的退休教师王永泉，请这位校内有名的“动手大王”帮忙组织施工。
    从设计草图到打地基，从搭建钢板骨架到做圈梁和墙围，王永泉几乎天天蹲在工地。他知道黄老师把这一块看得很重，他也明白黄老师知道国家战略往哪儿走，“他往哪儿指，大家就跟着往哪儿奔”。
    天气渐凉，黄大年自己掏了千把块钱给王永泉，叮嘱他每天给施工人员购买食品并熬制红糖姜水，给大家暖暖身子。他说：“王老师，如果施工时间太晚，就请大家吃顿饭，钱不够千万要记得和我说。”
    入了冬，机库的架子终于搭起来了。只要不出差，黄大年总要过来看看。有些工程只允许夜间施工，他就加完了班，直接拎着面包和可乐来了。
    长春的冬夜难熬啊！太阳一落山，外面就是零下20多摄氏度，钢架结构的机库俨然就是冰库。黄大年蹲在一边，草草糊弄两口，就开始帮着工人们递工具、搬建材。有时实在太冷，他就找件军大衣，直接套在羽绒服外面。
    2015年3月的一天，就在机库即将竣工的时候，于显利突然发现机库临街的大门上贴了一张告知书：“限该建筑所有权人于2015年4月2日前自行拆除。逾期不拆除我局将依照有关规定申请有管辖权的人民政府依法强制拆除。”
    于显利立刻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地质宫，把这个情况告诉黄老师。黄大年立刻向学校做了汇报，又给有关部门打了报告，大意是“这属于搞科研的民事建筑，不用的时候我们就拆掉了”。对方回复“收到了”，一时风平浪静。
    然而，一直让人隐隐不安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一天刚过正午，突然有学生推开门：“黄老师，有人要来拆机库！”
    黄大年腾地一下站起来，径自冲了出去。学生们也跟在后面，都赶了过去。
    机库门前，水泥地面映着正午的阳光，微微有些晃眼。一辆卡车正对大门，发出轰隆隆的声响。
    黄大年对着领头来的人说：“不能拆！我们打过报告的。”
    “我们不知道什么报告，这是违建，必须拆！”
    黄大年没有工夫思考，他的心里只有机库，它就像个难产的孩子，他实在接受不了它的夭折！
    卡车的引擎咆哮着，掀起气雾般的灰尘，弥漫在空气中。
    这时，黄大年突然闪身向前，直挺挺往车前一躺，此刻的他只有一个念头：除非从我身上压过去！
    卡车停了，车头的前盖还晃晃悠悠地抖着。
    学校领导赶来了，黄大年在空地上躺了许久，迎着刺目的阳光，那阳光刺得他的眼睛一阵酸涩。
    工人们傻眼了：原来这个“打下手”的是个大专家啊！
    无人机库保住了。黄大年却被很多人看成了“疯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