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源的农业合作化道路
辽源的农业合作化道路
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巩固了工农联盟，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土改后农村的个体经济，在一个时期内生产力虽然提高了，但个体经济本身的局限性仍然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农村个体经济的稳步发展。特别是部分农民分得土地后，由于生产资料不足，生产和生活上出现了困难，欠了外债，又失去了土地。一部分富裕中农变成了新富农。为避免两极分化，发展农村经济，必须发展农业互助运动。党中央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大量发展互助组，有重点地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辽源市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大致经历了换工插犋小组、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四个阶段。从1948年春开始，到1958年初结束。
一、组织发展换工插犋小组
辽源地区因长期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饱受战争的创伤，农村的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农民的生产生活极度困难。粮食、饲料、种子极端缺乏，尤其是牲畜、农具的缺乏和分散、劳动力少与农活多以及要求农具配套的矛盾十分突出。当时贫雇农和下中农两三户才能分得一头牲畜，四五户才能分得一台大车。一些缺乏牲畜户、少劳力户及没有车马绳套的户，对种好土地失去了信心，一些富裕户冷嘲热讽，坐在旁边看热闹。这种形势直接影响农业生产。为带领农民摆脱当时的困境，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了《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提出要开展互助合作运动，提倡、鼓励农民互相学习、互相帮助，采取换工插犋及各种形式的人力、畜力合作互利以提高农业生产力，解决和弥补劳动力和畜力缺乏状况，达到消灭熟荒，杜绝新荒。
辽源地区认真贯彻中共中央东北局指示，把组织领导换工插犋组，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任务纳入议事日程，作为中心任务来抓，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生产。如确定房屋、土地所有权，发放房照、地照以及组织县区干部深入农村，组织发展换工互助组。党员骨干带头参加换工互助组。换工插犋互助组主要是借助他人的力量帮助解决劳力、畜力和农具不足的困难。这种办法多在亲戚邻里之间进行。一般是几家凑在一起，或是几匹（头）牲畜和一台车插在一起，解决了互相之间缺劳力、畜力和农具的实际困难。到送粪拉茬子的时候，几家用插在一起的车，把粪送到田里，把茬子拉回家；春耕大忙季节，插一副或两副犁杖，耕田种地；夏锄时，及时铲趟。每季农活结束时，把人工、畜工、农具使用情况都算清楚。换工插犋互助组关键抓三条：一是党员干部带头。二是自愿互利，评工记分合理。三是发扬民主，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这样谁也不吃亏，谁也占不着便宜。西安县梨树区泉眼村刘登文互助组就是1948年由换工插犋互助组发展起来的。这年春天，刘登文响应县委组织起来的号召，积极发动群众，首先办起了换工插犋互助组。针对有的人怕组织起来吃亏，弄不到一块的顾虑，他亲自到各家各户做工作，宣传党的互利政策，并解释说：“只要插上犋，有牲口没人能种好地，有人没牲口也能种好地。”他还帮助解决了有的户缺口粮、缺豆种的困难。在他耐心说服下，很快组织了一个有6户、10个劳动力的小型插犋组，刘登文任组长。他一面带领组员种好地，一面又开了1.3公顷的荒地，同时还租了4公顷耕地。经过一年的苦战，各户都获得了较好的收成，除原有的土地增产外还多收了1075公斤大豆，1625公斤水稻，2625公斤高粱，125公斤线麻。每个劳动力除自己的土地打的粮食外，还分了21尺布和多收了550公斤粮食。
换工插犋互助组虽然规模小、层次低，但是它却显示出临时互助的优势，解决了当时生产上的困难，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推动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冲破了千百年来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的个体劳动模式，向着集体化生产方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为今后的互助合作运动奠定了基础，培育了骨干，积累了经验。
二、大力发展各种类型的互助组
土地改革之后，广大贫下中农虽然都同样分得了土地、牲畜、房屋和其他财物，但由于个人的条件不同，能力不等，加上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影响，农村出现了两极分化现象。有一部分翻了身的贫雇农，由于劳动力少，体力弱，农活（赶车、扶犁、点种、倒茬口、查看墒情等）不在行或遇到天灾病祸等，他们日子过得紧巴巴，家无余粮，户缺烧柴，甚至有的重新过上了缺吃少穿的生活，也有个别的把分到手的土地卖掉，靠借贷、扛劳金维持生活 ，沦为新雇农。面对两极分化的严重现实，为引导农民走上致富的道路，辽源地区在换工插犋互助组基础上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发展互助组，把互助合作运动引向深入。
1948年春，西安县泉眼村刘登文、三星村丛树林、王文举最早办起了常年互助组。刘登文互助组是从换工插犋互助组发展起来的，组员们从换工插犋多打粮食增加收入中，相信了党的政策，在6户成员要求下，把换工插犋组变为常年互助组，小组规模扩大到了8户，1949年春天又扩大到了13户。这年冬天，刘登文出席了辽东省劳模大会，他领导的互助组被命名为全省一等模范互助组。刘登文互助组主要经验是：一、坚持两利原则，提高劳动热情。组织起来后，刘登文感到解决好人、畜、车换工问题是能否真正坚持两利原则的关键。在换工方法上，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出主意，由小组评工委员会具体考评，具体办法：一是按技术水平、劳动强度和劳动效率来评分，每个劳动力以10分为基础，死分活评，男女同工同酬，牲畜按强弱、活计按好坏评，最高12分，最低7分。牲畜由主人饲养，大车按车种、载重量来评分，胶轮车每天15分，铁车每天10分，绳套由车主配备齐，同时规定使用时超过载重量压坏车由用户修理，犁杖坏了，自己修理，铧子打了给谁种地谁包赔。二是实行工票，一年分四季清账。春耕、挂锄、秋后各一次，打完场一次。二、灵活分工分业，合理使用劳动力。刘登文互助组在劳力分工上做到灵活合理，有利于调动组员积极性。为照顾种烟和放蚕户，在分工时找出擅长这方面技术的人负责经营管理，由这些户来负担烟、蚕工资，其他收入归己。大田统一由小组耕种，按工付酬，从而调动了种烟和养蚕户参加互助组的积极性。使特产和大田两不误，一举两得。三、共同组织联组，调剂人力物力。1950年夏锄，互助组几个人有病，一户盖房子，4个劳力去放蚕，一个外出搞运输；全组劳动力只剩11人。当时正铲两遍地，下了8天雨，大部分耕地没有铲，组员着急，心也散了，干活劲头不大，有的忙铲自己的地。刘登文看到这种情况就和劳动力多的李新奎小组商量，调来10个劳力，帮助铲地，解决了当时的困难，使小组得以巩固。秋天，在县委帮助下，经民主决定编为联组。刘登文、李新奎为正副组长，下设三个小组，每个小组有组长、打头各一个，一般以小组为单位，根据需要，小组可随时分合。统一安排劳动力、畜力，按工付酬。小组送粪时，有畜户和无畜户搭配，刨茬子、铲趟、割地均由小组灵活调剂，按照地的情况研究确定劳动力。四、组长公而忘私，联组越办越好。为办好互助组，刘登文舍弃自己的利益，为组员排忧解难，使互助组越办越好。1949年春，全组6户人家有5户缺粮，刘登文就把自己的粮食借给他们。组员寇振祥夏天没有衣服穿，刘登文就用卖猪钱给他做了一套衣服。刘登文参加省劳模大会，大会奖励他一头牛以及铲趟机、铡草机、拖粒机等奖品，他就把这些东西全部无偿借给组员使用。由于刘登文坚持自愿互利原则，在发展生产带领群众致富方面作出了贡献，组员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粮食产量和个人收入不断增高。
东辽县渭津区三星村丛树林带头搞起了换工插犋互助组。1949年春，农民已经不满足于各家各户时散时聚的插犋换工组，由丛树林带头组织起人合心、马合套的常年互助组。接着王文举、曹运亮等十几户也办起了常年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坚持自愿互利、等价交换原则，土地私有，春天统一播种，秋后自己收庄稼，农活由组长提出计划，民主讨论。计酬办法，按劳动力强弱，评出三个等级，出工发工票，秋后按土地面积结算，每亩40个工，日工粮4.5公斤，多退少补，互助组人心齐力量大。这年春耕时，气候不正常，眼看就要开犁了，丛树林互助组由于地多人少，土粪还没有送完，于是组里打了两副爬犁，编了15副土蓝，七八天把全部农肥送到地里。由于这一年农活干得好，秋后粮食每公顷产量达2425公斤，产量比其他组平均每公顷2128高出10%，比一般单干户每公顷1213公斤高出50%。
1949年，东丰县互助组发展到4056个，入组农民33754户，占全县农户的四分之三。西安县组织互助组2125个，入组农户8934户，占全县农户的三分之二。当时互助组的主要类型有三种：一是按自愿互利原则有组织的组建起来的；二是自找对象自发组织起来的；三是亲友组合，不记工不记账，干好就干，干不好就散。
1952年2月21日，《辽东大众报》发表了《王文举互助组向全省农民的挑战书》。挑战书中说，我们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翻身组织起来了，经过几年的大生产，现在生活提高了，家家都过着中农和富裕中农的生活。我们互助组共有7户，前年共种了6.35公顷土地，打了2.2万公斤粮食，我们用不了这些粮食，余粮就应该卖给国家，更好的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发展国家工业建设，平抑物价，以实际行动响应政府的号召，向全省农民兄弟提出挑战，比比我们的爱国热情。王文举互助组向国家卖余粮的爱国精神教育和激励着广大农民，安东、凤城、宽甸、清原、西丰、西安、海龙、辉南、临江等地的互助组和合作社，纷纷向王文举互助组应战，决心把全部余粮卖给国家。
1953年1月11日，东丰县委、县政府召开了互助合作代表大会。大会传达贯彻了东北农村工作会议和省互助合作代表会议精神，结合东丰县的互助合作化的实际，提出了1953年互助合作化运动的任务和要求。（一）继续普及发展临时互助组，大力提高与巩固三大季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常年互助组要占组织起来户数的百分之二十，三大季互助组要占组织起来户数的百分之五十。（二）坚持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反对贪大冒进和放任自流的错误倾向，稳妥地发展提高各类互助组。（三）贯彻政策、发展生产是巩固和提高各类互助组的关键，要批判和解决农民不自愿、不互利、不同工同酬和不合理使用劳动力的倾向。（四）推广新的耕作方法，精选良种、深耕密植、等距宽播、间苗保苗、分期施肥。
三、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3年，我国开始履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有三个基本任务，其中一项就是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对农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简单的劳动互助虽然比单干和换工插犋优越得多，多打了粮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但是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日益增强。一些加入互助组的农民，准备集资买新式农具，以提高粮食产量。一些有多余资金和牲畜多的互助组也组织分工分业，在搞好农业生产的同时发展手工业、加工业、运输业和畜牧业等多种经营生产。
辽源地区根据上级分级试办农业生产初级社的决定，各县区开始试办初级社。首先组织村干部、劳模和先进的互助组长到辽阳农机厂、黑龙江省国有农场和蛟河县韩恩互助组参观学习，开阔了视野，对农业的美好前景有了初步的了解。参观学习之后，各县区办初级社的劲头更足了，纷纷要求创办农业生产初级社。
东丰县委根据条件在上报的常年互助组中，挑选了五区胜利村李兆福和七区凉水泉子村王学禹两个常年互助组，建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李兆福互助组作为县委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试点，确定为全县第一个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典型。东丰县委书记蒋云吾亲自率领建社工作组来到村里帮助指导建社。办社的方法和步骤是采取分步走进行的。第一步，教育酝酿阶段。在这段时间里，县里工作组召开动员大会，进行办社目的意义教育，讲清为什么要办初级社，办社的好处是什么，初级社的性质，组织互助组成员进行讨论。第二步，组织社员进行讨论，按民主自愿互利的方针政策，合理地民主评议劳动力，牲畜和土地等生产资料入股分红问题，这些都是社员关心的大事，也是能否办好初级社的关键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工作组首先组织社员学习上级有关规定和外地合作社的先进经验，然后经民主讨论合理确定车马土地投资和劳动力分红问题。东丰县一般执行土地车马租用制，就是按照土地的质量，车马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给一定的租金，一般是死租活平，欠收时减租，投资按信用社利率计算利息，给予合理的报酬。第三步，民主选举产生合作委员会和监事委员会人选。经过充分酝酿，民主协商，社员大会选举李兆福为初级社管理委员会主任，郭奎元为副主任。社章和制度先由管委会提出具体意见，然后由社员大会讨论通过。第四步，制定全年生产计划（包括春耕、夏锄、秋收、冬储生产计划）。最后举行初级社建成的庆典，然后立即转入生产，迅速掀起生产高潮。试点成功后即在全县铺开。
1952年春，中共东辽县委派出工作组到渭津区管家村进行办社试点，确定在技术好的丛树林互助组搞试点。在工作组的帮助下，经过群众的充分讨论，确定入社农户的土地全部入股，根据土地的好坏评定标准产量，采用“地二劳八”分红方法，收入的20%按土地分红，80%按劳动日分配。未评产的荒地，用来栽培果树和造林，其收入按“地一劳九”的比例分配。车辆私有公用，牲畜由集体统一饲养，长期租用。根据牲畜的强弱状况，评出等级，以粮付租。租金一至三石粮（一石粮225公斤）不等，初级社提留5%公积金，2%的公益金，作为扩大再生产和扶持贫难户之用。由于土地入股可以连片种植、统一经营，解决了互助组难以解决的矛盾。丛树林生产合作社建社之初，困难较多，全社有18公顷耕地，8户人家，9个劳动力，畜力很弱。面对困难，丛树林没有退缩，带领社员知难而上，办社资金不足，他们就千方百计的少花钱多办事，绳套、犁杖、夹板子耙子、土篮子都是自己动手做的。畜力弱就用人拉车送粪。有的社员往地里送粪一个春天扁担没有离开过肩膀。经过一年的苦干，秋天获得了大丰收，粮食总产达到8.4万斤，比丰收的1950年翻了一番。这一年除土地分红外，每个劳动日分了2.02公斤粮食，收入比1950年增加了一倍。社里新添了两台胶轮车和三头大牲畜。年底召开的中共辽东省委农村工作会议指名让丛树林参加。会议期间，省委领导找丛树林进行座谈，充分肯定了他们勤俭办社的经验，并让丛树林在大会上介绍办社的经验和体会。省委命名丛树林农业生产合作社为模范社，还奖励了铲趟机和化肥等。1953年春，王文举、曹运亮两个互助组并入丛树林初级社，使丛树林初级社扩大到了21户，耕地42.8公顷。由于丛树林初级社是由两个互助组和一个初级社合并的，因此得名三星社。随着合作社的扩大，劳动力增多了，强弱劳动力之间产生了矛盾，壮劳动力感到多劳不多得，体弱劳动力感到这种办法撵人，受不了，干活劲头都不那么足了。出现了窝工浪费现象。有人形容说：“干活一窝蜂，坐下一个坑，干好干坏十分工”。针对这种情况，管委会根据社员们的要求，实行了死分活评的记工方法，并根据季节需要建立固定的生产小组，试行包工制。1954年，在组内成立了三个生产队，固定作业区，每队有一个趟地组、两个铲地组和一个妇女组，实行包工制。由于劳动力多，土地多，农活种类多，包工方法也多种多样。有的根据土地作业情况，实行个人定额计件制，一天一确定，超过定额多计劳动日。1955年春，根据上级号召和发展生产需要，丛树林初级社进一步扩大，入社农户达60户，耕地122公顷，劳动力130名，大牲畜35头。社管理委员会决定改进计酬办法，实行“四固定”、“三级定额”的劳动办法。“四固定”即固定作业区、固定劳动组织、固定牲畜、固定农具。“三级定额”即一级农活每天的标准工分12分，二级农活10分，三级农活8分。实行这种办法以后，极大地调动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劳动效率。
四、适应形势，发展高级社
1955年3月，东辽县、东丰县分别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就初级社过渡到高级社进行部署，指出初级社过渡到高级社，不是等全部合作化之后解决，而是在办初级社的过程中，逐渐孕育成熟分批转为高级社。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有的地区整村整乡的加入合作社。
中共东辽县委根据中央和省委有关方针政策，在1956年的正月初六召开了全县庆祝高级社成立大会，几天之内，全县普遍成立了高级社。当时农民不愿意入高级社，原来基础好的初级社社员，感到过去白干了，积累花钱买的车马全部入了社，吃了亏；基础差的初级社社员，感到过去几家在一起都没干好，现在一下子把几百人组织在一起，搞不好要受穷；原来没有入社的农民虽然还想单干，但怕再不入社受到批评。当时的形势是愿不愿意都得入社。东辽县三星社当时就把原来收入高低不同、基础不同的5个初级社一下子合并在一起，成立了三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村内原来没有入社的8个单干户也随之一步登天，加入了高级社。高级社根据社员居住情况，将全村划分为三个生产队，实行统一管理。高级社设有主任、副主任、委员7人，负责领导生产，同时设立监委会、理事会和治保委员会，分别设立了党支部、团支部。生产队选出正副队长、妇女队长和会计。高级社取消土地私有，耕地除每人留1.5亩的自留地以外，由全社统一计划种植。社员入社时投入的车辆、牲畜、农具、种子、化肥、饲料全部作价归公，除抵交每个劳动力生产费37元外，多余款三五年内付清。高级社实行统一核算，对生产队实行“三包”（包工、包产和包费用）、“四固定”（固定土地、固定劳力、固定牲畜、固定农具）责任制，年终从总收入中扣除公积金、公益金和当年生产费用，其余按各队产量和工日分配。
1955年1月20日，东丰县委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落实农业合作化全面规划。要求全县由原来的试办5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发展到各区委试办两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其方法和步骤是：（1）进一步开展思想教育工作，必须提高觉悟，在坚持自愿的基础上转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2）认真发动社员民主协商，做好生产资料的登记、评议、结算工作。（3）民主协商选好管理结构和建立健全各种组织及各项规章制度。（4）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建成后，立即投入生产，搞好分工，建立超额奖励的制度等。特别是要做好全年的生产计划和春耕准备工作。要发挥党支部的作用，建社中的一切工作必须坚持先党内后党外，先骨干后群众的方法进行。东丰县也采取了省内某些地方并社升级、一步登天的办法，加快农业生产合作社建设的进程。原计划到1960年春全县基本实现高级合作化，结果提前三年时间，在1956年春就实现了。
1956年春，辽源地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东丰县共建成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59个，入社农户占总户数的96.9%以上。东辽县建成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292个，入社农户45299户，占总户数的94.7%。高级社的平均户数是155户，多数是一村一社。高级社坚持到1958年8月，之后，按中央的要求，转为人民公社。
实践证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比初级社优越得多，过去互助组、初级社办不到的事情，现在就能办到办好，特别是在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方面更显示其集体的优势。但高级社发展过快过急，造成诸多不良后果，初级合作化高潮后需要巩固和稳定，以利于发展生产。但是，农业合作化道路是正确的。党中央和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在对我国政治经济情况和农村阶级关系，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取得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使翻身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极大的促进了社会主义的发展。
本版稿件由市委党史研究室那云龙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