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屈服的抗争
历史之痛，警钟长鸣。在被侵华日军欺压的黑暗年代，辽源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从未停止。不甘当亡国奴的先辈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鲜血和生命进行着奋勇抗争，终于把侵略者赶出了中国。他们的抗日义举和爱国主义精神，彪炳史册，深深地留在了辽源人民的记忆中，永远成为辽源人民的骄傲！
1946年，《东北日报》多次报道西安县敌后斗争战迹
被抗日武装炸毁的西安县铁路桥
爱国需知史，档卷蕴史尘。西安县（今辽源市）煤炭储量丰富，曾经是伊通、西丰、东丰、梨树、蒙江（今靖宇）、辉南、磐石等周边各县的农副产品集散地。东丰县素有“皇家鹿苑” 之美誉。所以，从1917年至1945年，尤其是日伪时期，这里成为了日本侵略者进行疯狂经济掠夺的重灾区，也成为抗日斗争的主战场之一。
抗日战争中，辽源地区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压迫和奴役，从爱国民主人士到抗联英雄，从中共地下党组织到普通的矿井工人，都奋不顾身地投入到那场保护祖国、反抗压迫的伟大抗争中去。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西安煤矿特别支部、中共东丰县横道河支部、中共西安区委等党的基层组织，带领广大矿工、农民和各界民众，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与此同时，在辽源境内的抗日义勇军及许多民众自卫抗日组织，奋起反抗，斗争风起云涌，可歌可泣。他们的抗日义举和爱国主义精神，彪炳史册，深深地留在了辽源人民的记忆中，永远成为辽源人民的骄傲。
西安县第一个党组织
1930年，中国共产党西安煤矿（今辽源煤矿）特别支部成立，它是西安县（今辽源）最早的中共基层党组织，也是东北地区产业工人中最早建立的基层党组织之一。
1930年，中共满洲省委在给中共海龙中心县委的信中指出：“特别要抓紧吉海、沈海和西安煤矿这三个中心产业区建立群众的工会。”“创建党的组织，直接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积极发动铁路、煤矿工人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日运动。”同年，中共海龙中心县委从南满抗日游击队抽调杨文清、杨殿清、郑大庆3名党员，秘密来到西安煤矿开展工运工作。根据县委指示，成立中国共产党西安煤矿特别支部，杨文清任特支第一任书记。
杨文清以小买卖人身份作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经常给矿工讲《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故事，拉近与窑工的距离，宣传日本人、把头残酷剥削工人的本性，介绍苏联和中国革命情况，不断启发窑工们的阶级觉悟，秘密发展中共党员。
在特支领导下，西安煤矿的党员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工人骨干队伍逐渐形成。1932年2月5日，一千多名窑工在杨文清的带领下，举行罢工，反对日本矿主、把头剥削和虐待。饱受压迫的窑工第一次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把头！”“我们要和他们斗到底！”等口号。罢工持续整整7天，迫于压力窑方最终答应窑工们复工条件，这是西安特支抗日救亡运动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此次罢工极大地鼓舞了窑工的斗志，对发动工人参加抗日斗争起到积极的作用。
1932年2月12日，中共满洲省委给海龙中心县委的信中指出：“要加强西安煤矿工作，巩固和扩大煤矿中党与赤色工会组织，坚决地争取煤矿工人最小利益与要求。”根据省委指示，同年10月，西安特支领导工人举行规模更大的罢工斗争，共有三千多名窑工参加罢工斗争，要求发放欠薪，并取得胜利。
1933年4月，中共海龙中心县委遭破坏。1933年9月，西安特支归中共磐石中心县委领导。西安煤矿工人在中共西安特支领导下，反日情绪日益高涨，许多具备一定觉悟的窑工纷纷参加抗日武装。杨文清、杨殿清、郑大庆带领特支与抗联队伍里应外合，秘密输送窑工进山参加杨靖宇部队，成为日后东北抗联骨干力量，直到1940年杨靖宇牺牲后，仍有40余名抗联战士秘密潜回西安煤窑进行隐蔽斗争。
东北抗日联军抗日救国不屈不挠的精神，如星星之火，点燃窑工们暴动的火焰。1934年3月23日午夜，三百多名窑工以镐头、铁锹为武器，突袭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队和日伪警察署，夺取枪支弹药，分路向石河方向集结，在东北抗联接应下安全转移到磐石，加入抗日武装队伍，后编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建立窑工游击连。
在斗争最艰苦的岁月，抗联队伍隐于山野林间，缺衣少药，很多受伤的抗联战士因没有必需的药品而牺牲。中共西安特支为支援抗联，秘密派遣骨干成员潜入矿上医院，搞到几批药品，包括高锰酸钾、红汞和一些丸药，还有手术器械和纱布、绷带等。同时，搞到一些水靴、高腰胶鞋约四百双。
从1930年至1936年，先后有4人担任过中共特支书记。第一任特支书记杨文清，朝鲜族，1930年末任职；第二任特支书记陈润田（又名张金），河北永年人，1929年来到西安煤矿当工人，1932年4月入党，1933年7月任职；第三任特支书记大吴，朝鲜族，由抗日游击队选派至西安煤矿接任张金职务，1934年7月任职，1934年末离开后返回抗日游击根据地，旋病逝于海龙县四八石；第四任特支书记刘史明（原名吴宝仁，曾用名吴项远），山东沂水人，1930年入党，1934年末至1936年初任特支书记，离休前任江苏省交通厅厅长。1934年11月5日至10日，在临江县四道二岔召开中共南满第一次党代会，程明同志代表西安煤矿特别支部参加会议。会上，杨靖宇同志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方针任务的报告》。报告中，对西安煤矿特别支部开展工人运动工作给予高度赞扬和肯定。
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极其悬殊，同时又远离中共中央的领导，1934年以后，曾活跃在西安县附近的抗日义勇军和抗联武装相继失利，部队被迫转入长白山区进行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1935年，中共西安煤矿特别支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此后不久，由于叛徒的出卖，组织遭到严重地破坏，一大批党员牺牲，其活动也被迫中止。自此，西安县抗日斗争转入低潮。但是，党在西安县播下的火种没有熄灭，尤其是已经觉醒了的西安煤矿工人的抵抗斗争仍以不同的方式继续着。
杨靖宇与西安煤矿
据《中共满洲省委报告第二号》档案资料记载，1932年11月，省委候补委员、省委军委代理书记杨靖宇到磐石中心县委整顿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主要负责磐石中心县委所辖的“海龙中心县委和西安煤矿特支工作”。
1933年3月下旬，杨靖宇同志在西安煤矿特支书记杨文清接应下，巧妙地通过敌人封锁线，来到西安煤矿，在大成一坑的一栋木瓦工房子里住下。
杨靖宇住在西安煤矿的几天里，逐个找党员、团员谈话，认真听取他们意见和要求，并耐心做他们思想工作，统一大家认识。同时，亲眼看到日本侵略者武装占领矿山后，整个矿山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他深深地体会到，工人怀着满腔怨愤和怒火，被迫在这人间地狱里挣扎，郁积于心中的反抗情绪犹如一堆堆干柴一点即着。杨靖宇决定通过中共西安煤矿特别支部开展工作，组织一次矿工武装暴动，建立一支由矿工组成的抗日队伍。
杨靖宇临离开矿山的那天夜里，在一栋木瓦工房子里召开了秘密会议，首先传达中央精神，介绍中央苏区反围剿胜利及苏区、瑞金的基本情况。然后，听取中共西安煤矿特别支部工作情况汇报，询问矿工生活和斗争的开展情况。紧接着同大家讨论斗争的形势，研究扩大革命根据地、发动工人参加抗联队伍问题，布置工作任务。会议结束当天夜里，杨靖宇同志由矿工党员张金护送离开矿山，返回抗日游击根据地。
杨靖宇从矿区回去不久，便带领南满游击队集中在龙首山、仙人洞一带准备攻打西安县城。由于汉奸告密，敌人从四平调来上千兵力的马队，加强西安城防。由于敌强我弱，抗联不得不放弃这次武装行动，转而进行强大的政治攻势。杨靖宇派南满游击队员在树干上、电线杆上和人行道两旁书写抗日标语，散发抗日传单，同时派出小股部队活动在西安周围，不断骚扰敌人。据辽源矿务局档案馆保存的康德八年（1941年），由日本人编纂的《西安矿业所十年史》一书记载称：“大同二年（1933年）四月，满洲事变后的残兵败将加剧匪贼化，东边道一带治安状况极度恶化，出现团匪巢窟，红军匪首杨司令为首共产红匪团来袭……”“六月十日警察队在崔家堡子与匪交战……”“九月十二日匪贼来袭……”“九月十五日匪贼来袭……公司在乡人员出动……”据大同二年（1933年）九月下旬，西安县公所通报记载：“共产匪党羽杨司令红匪团来袭……”“康德元年（1934年）一月二十一日仙人洞匪贼来袭……”“每天传报匪贼袭来，向县城和矿山移动……”
从1933年至1934年初，杨文清、张金等同志遵照杨靖宇同志来矿山视察时指示，特支把矿工武装暴动计划摆上重要位置，努力开展工作，决心尽早完成杨靖宇交给的任务。中共西安煤矿特别支部不仅重视利用各种合法和有利时机，组织工人进行公开罢工斗争，在工人中开展“武装抗日，还我河山”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人在党的宣传教育下，认识到只有冲出牢笼，参加抗联队伍，参与到抗日斗争的第一线，才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矿区特支以及救国会（即反日大同盟），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通过结拜弟兄、交朋友，讲故事、认老乡等办法，秘密进行串联，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积聚力量，为武装暴动做思想、组织准备，动员工人夺取日伪警察枪支，冲出牢笼，参加抗日队伍，投身于抗日救亡洪流。为组织好这次暴动，矿区特支派程明同志多次赶往磐石中心县委向杨靖宇同志汇报请示。杨靖宇同志专门派人来到矿区，领导和配合矿区特支开展武装暴动工作。
1934年2月21日，独立师司令部在临江召开独立师和16支抗日队伍首领参加的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指挥部，选举杨靖宇为总司令。此时，杨靖宇同志见西安煤矿的暴动时机已经成熟，立即通知矿区特支开始行动。1934年3月初，特支书记大吴根据杨靖宇同志命令，在大城矿秘密召开党员和骨干分子紧急会议，对武装暴动的时间、地点、步骤和行动路线做周密安排。一面派人与南满游击队联系，请求接应与配合，一面安排专人分片进行串联和动员，委派各小组负责人做好暴动前组织工作。暴动前一天，将所有参加暴动人员隐蔽集结到大成矿一带。3月23日午夜，大成矿参加暴动三百余名工人，统一暗号准时行动。矿工们手持镐把、木棒，向预先确定的各自目标发起突然袭击，打死武装执勤的日本宪兵和警察，掐断通往各处电话线，夺取伪矿警队枪支，与前来接应的抗日队伍会合，顺利到达磐石境内，被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一大队，成为抗联骨干力量之一。
此后几年间，西安县日本鬼子“失踪”、汉奸把头被杀事件接连发生，日本鬼子惶惶不可终日。矿山流传民谣中唱到：“杨司令，来西安，鬼子好像日卡山。坐不稳，立不安，霜打茄子格外蔫。挖煤人，心喜欢，盼望抗联打西安。”
西安区委抗日往事
日伪档案记载，1937年2月，中共西安区委遭到破坏，所属党员、团员、反日救国会和游击队员共59人被捕，惨遭日寇杀害。
1935年春，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准备开辟新区，选定在游击区筹建西安区委，从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选派宣传科长刘殿林、游击队指导员赵明信（女，又名明心，朝鲜族）等5人，带领40余名游击队员来到西安县，将夹信子区九如村五道沟（今东辽县金州乡新乐村）作为根据地，组织起“反日救国同盟会”。游击队深入农村和矿区，向群众宣传抗日主张，揭露日寇所谓“日满协和”的阴谋，讲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苏维埃政权，平分土地，有衣穿、有饭吃的光明前景，帮助群众树立抗日信心。
1935年3月，西安区委正式成立，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决定由刘殿林任区委书记，赵明信任组织部长。随着斗争深入，党员队伍逐渐增加，党的外围组织反日救国同盟会成员不断增加，到1936年，中共西安区委组建6个党支部，3个党小组，发展党员26名。6个党支部有：五道沟党支部，书记刘殿林（兼），组织委员郎坤山，宣传委员春阳；三道沟（金州乡新华村）党支部，书记王永才，组织委员刘路启，宣传委员郎宗跃；东棚沟（金州乡德林村）党支部，书记姜魏；石头顶子（那丹伯镇石头顶子村）党支部，书记孟宪林；十八垧（椅山乡石峰村）党支部，书记陈福玉；石峰甲党支部，书记赵景堂。3个党小组有：四道沟（金州乡新正村）党小组，组长于海楼；小五道沟党小组，组长李植；大五道沟党小组，组长郎坤山（兼）。成立4个反日救国会有：三道沟反日会、四道沟反日会、五道沟反日会、石头顶子反日会。同时，建立1个团支部，1个妇女会，组建一支200余人游击队。在斗争十分艰苦的环境下，区委积极开展革命活动，走街串户发动群众，通过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召开群众会议等形式，宣传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发展革命组织，壮大抗日力量。
西安区委领导游击队，多次袭扰日伪基层政权。1935年，游击队攻打二道河子警察署，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游击队员机智勇敢，沉重地打击敌人，活捉一名日本军官。此事惊动海龙、新京（今长春）的日寇，派出大批密探四处侦缉。1936年至1937年，游击队多次炸毁铁路桥，截断四梅铁路运输线，打乱敌人运输计划，西安县建立“对共班”专门研究对策，防范西安区委的活动和影响，日本宪兵队特务主任山崎亲自出马“肃匪”。
在西安区委领导下，党支部、党小组积极组织党员和群众，为上级党组织和游击队传递文件、提供食宿、筹储物资、护理伤员、掩藏枪支弹药，多次在清源、梅河、柳河、西安一带组织集会和示威游行等革命活动。石头顶子党支部建立后，支部书记孟宪林带领党员，召集进步农民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和抗日道理，为游击队提供食宿，提供药品和鞋袜等物资，担负护理、洗血衣、送饭、提供情报等任务，配合游击队打击敌伪势力。
1937年2月，中共西安区委遭到破坏，所属党员、团员、反日救国会和游击队员共59人被捕，惨遭日寇杀害，使我党地下组织遭到重大损失。西安区委根据上级指示，组织党员、游击队员安全转移到伊通县境内，保存党的有生力量。
张作霖收回西安煤矿经营权
在全国上下一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浪潮冲击下，张作霖由亲日转向排日，他借助反日运动之力，提出“禁止外国资本家经营煤矿”、“鼓励官商合办”的主张，并收回外国煤矿经营权，设立官商合办的西安煤矿公司。辽源市档案馆保存的民国十六年（1927年）一月二十八日，奉天财政厅《收回西安煤矿经营权信函》档案，清晰地记录了那段历史。
日本资本不断扩张，已经威胁到东北军阀张作霖的利益和地位，日方与西安煤矿（今辽源煤矿）各公司签约，并未通过中国政府批准，事后也不呈送给中国政府备案，张作霖对此深为不满。1927年初，张作霖委派奉军参谋长、东北陆军训练总监、东三省兵工厂总办杨宇霆主持合并西安十家商办公司，由炮弹厂厂长白铭璋担任西安煤矿公司筹备处主任。
10家商办公司合并中，奉天省省长公署责令奉天省实业厅出资现洋50万元，奉海铁路出资现洋50万元，东三省兵工厂出资现洋50万元，原10家公司折价及西安县煤商集股70万元，集资现洋220万作为股金，每股100元。同年8月1日，官商合办的西安煤矿公司成立，张作霖委派曾任盛京内务府办事处坐办、奉天省地籍整理局局长寿聿彭出任公司总办，张如久任经理，白铭璋任技师长。公司董事会由官商代表组成，合并后职工总数达千人以上，十大公司生产经营权完全控制在东北军阀手中。
官商合办时期主要经营坑口有：第一坑裕兴公司，1927年10月，开坑见煤，后在第三片盘以上采用露天开采。第二坑大成公司， 1927年开凿新坑，日产150吨。第三坑利华公司开拓坑口，日产百吨。第四坑利华公司，日产150吨。第五坑富国公司北侧露天掘，年生产能力万余吨。第六坑1928年利华公司、宝兴公司之间开坑。第七坑于1928年5月距六坑北开坑。为此，日本帝国主义被迫停止了对十家公司收买活动，但仍然坚持经营泰信、健元、健兆3个公司。
官商合办时期，矿山设备有所改善，生产技术有所发展。合办初期，矿山仅有卷扬机、气泵、水泵62台。到1931年9月，矿山机械设备总资产已达22万元，矿井建设规模逐渐由浅部向深部发展，并且使用气钻打眼、黑火药放炮、汽油安全灯照明。
1927年至1931年，西安煤矿官商合办虽然仅存短短四年的时间，却极大地推动了西安县民族工业的发展。尤其是1928年4月，梅河口至西安县（辽源）铁路通车后，煤炭畅销，产量剧增。据史料记载， 1927年至1931年，总出煤量659，300吨。其中，1927年产量80，200吨，1928年产量118，000吨，1929年产量154，200吨，1930年产量166，900吨，1931年产量168，300吨。
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炸死，张学良出任东北保安司令后，国耻家仇集于一身，反日情绪十分强烈，对发展民族工业非常积极。1931年，成立东北矿务局，西安煤矿公司改称为东北矿务局西安煤矿，并且追加拨款120万元。到1931年10月，西安煤矿资产达300万元，职工总数2000人以上，已经成为东北地区资产较多、规模较大的一座煤矿。
奉系军阀张作霖在西安煤矿实行官商合办，是中国民族采矿业与日本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相互较量的产物，具有爱国性质，有一定程度的积极意义。官商合办煤矿这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以和平竞争方式进行反侵略活动的特殊手段，但这种抗争无法抵御日本资本的渗入，无法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矿区经济浓厚的半殖民地色彩。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 刘红娇 整理
本版策划 咸凯慧
辽源抗战记忆1917-1945（上）
永不屈服的抗争
爱国需知史，档卷蕴史尘。西安县（今辽源市）煤炭储量丰富，曾经是伊通、西丰、东丰、梨树、蒙江（今靖宇）、辉南、磐石等周边各县的农副产品集散地。东丰县素有“皇家鹿苑” 之美誉。所以，从1917年至1945年，尤其是日伪时期，这里成为了日本侵略者进行疯狂经济掠夺的重灾区，也成为抗日斗争的主战场之一。
抗日战争中，辽源地区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压迫和奴役，从爱国民主人士到抗联英雄，从中共地下党组织到普通的矿井工人，都奋不顾身地投入到那场保护祖国、反抗压迫的伟大抗争中去。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西安煤矿特别支部、中共东丰县横道河支部、中共西安区委等党的基层组织，带领广大矿工、农民和各界民众，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与此同时，在辽源境内的抗日义勇军及许多民众自卫抗日组织，奋起反抗，斗争风起云涌，可歌可泣。他们的抗日义举和爱国主义精神，彪炳史册，深深地留在了辽源人民的记忆中，永远成为辽源人民的骄傲。
西安县第一个党组织
1930年，中国共产党西安煤矿（今辽源煤矿）特别支部成立，它是西安县（今辽源）最早的中共基层党组织，也是东北地区产业工人中最早建立的基层党组织之一。
1930年，中共满洲省委在给中共海龙中心县委的信中指出：“特别要抓紧吉海、沈海和西安煤矿这三个中心产业区建立群众的工会。”“创建党的组织，直接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积极发动铁路、煤矿工人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日运动。”同年，中共海龙中心县委从南满抗日游击队抽调杨文清、杨殿清、郑大庆3名党员，秘密来到西安煤矿开展工运工作。根据县委指示，成立中国共产党西安煤矿特别支部，杨文清任特支第一任书记。
杨文清以小买卖人身份作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经常给矿工讲《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故事，拉近与窑工的距离，宣传日本人、把头残酷剥削工人的本性，介绍苏联和中国革命情况，不断启发窑工们的阶级觉悟，秘密发展中共党员。
在特支领导下，西安煤矿的党员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工人骨干队伍逐渐形成。1932年2月5日，一千多名窑工在杨文清的带领下，举行罢工，反对日本矿主、把头剥削和虐待。饱受压迫的窑工第一次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把头！”“我们要和他们斗到底！”等口号。罢工持续整整7天，迫于压力窑方最终答应窑工们复工条件，这是西安特支抗日救亡运动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此次罢工极大地鼓舞了窑工的斗志，对发动工人参加抗日斗争起到积极的作用。
1932年2月12日，中共满洲省委给海龙中心县委的信中指出：“要加强西安煤矿工作，巩固和扩大煤矿中党与赤色工会组织，坚决地争取煤矿工人最小利益与要求。”根据省委指示，同年10月，西安特支领导工人举行规模更大的罢工斗争，共有三千多名窑工参加罢工斗争，要求发放欠薪，并取得胜利。
1933年4月，中共海龙中心县委遭破坏。1933年9月，西安特支归中共磐石中心县委领导。西安煤矿工人在中共西安特支领导下，反日情绪日益高涨，许多具备一定觉悟的窑工纷纷参加抗日武装。杨文清、杨殿清、郑大庆带领特支与抗联队伍里应外合，秘密输送窑工进山参加杨靖宇部队，成为日后东北抗联骨干力量，直到1940年杨靖宇牺牲后，仍有40余名抗联战士秘密潜回西安煤窑进行隐蔽斗争。
东北抗日联军抗日救国不屈不挠的精神，如星星之火，点燃窑工们暴动的火焰。1934年3月23日午夜，三百多名窑工以镐头、铁锹为武器，突袭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队和日伪警察署，夺取枪支弹药，分路向石河方向集结，在东北抗联接应下安全转移到磐石，加入抗日武装队伍，后编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建立窑工游击连。
在斗争最艰苦的岁月，抗联队伍隐于山野林间，缺衣少药，很多受伤的抗联战士因没有必需的药品而牺牲。中共西安特支为支援抗联，秘密派遣骨干成员潜入矿上医院，搞到几批药品，包括高锰酸钾、红汞和一些丸药，还有手术器械和纱布、绷带等。同时，搞到一些水靴、高腰胶鞋约四百双。
从1930年至1936年，先后有4人担任过中共特支书记。第一任特支书记杨文清，朝鲜族，1930年末任职；第二任特支书记陈润田（又名张金），河北永年人，1929年来到西安煤矿当工人，1932年4月入党，1933年7月任职；第三任特支书记大吴，朝鲜族，由抗日游击队选派至西安煤矿接任张金职务，1934年7月任职，1934年末离开后返回抗日游击根据地，旋病逝于海龙县四八石；第四任特支书记刘史明（原名吴宝仁，曾用名吴项远），山东沂水人，1930年入党，1934年末至1936年初任特支书记，离休前任江苏省交通厅厅长。1934年11月5日至10日，在临江县四道二岔召开中共南满第一次党代会，程明同志代表西安煤矿特别支部参加会议。会上，杨靖宇同志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方针任务的报告》。报告中，对西安煤矿特别支部开展工人运动工作给予高度赞扬和肯定。
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极其悬殊，同时又远离中共中央的领导，1934年以后，曾活跃在西安县附近的抗日义勇军和抗联武装相继失利，部队被迫转入长白山区进行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1935年，中共西安煤矿特别支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此后不久，由于叛徒的出卖，组织遭到严重地破坏，一大批党员牺牲，其活动也被迫中止。自此，西安县抗日斗争转入低潮。但是，党在西安县播下的火种没有熄灭，尤其是已经觉醒了的西安煤矿工人的抵抗斗争仍以不同的方式继续着。
杨靖宇与西安煤矿
据《中共满洲省委报告第二号》档案资料记载，1932年11月，省委候补委员、省委军委代理书记杨靖宇到磐石中心县委整顿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主要负责磐石中心县委所辖的“海龙中心县委和西安煤矿特支工作”。
1933年3月下旬，杨靖宇同志在西安煤矿特支书记杨文清接应下，巧妙地通过敌人封锁线，来到西安煤矿，在大成一坑的一栋木瓦工房子里住下。
杨靖宇住在西安煤矿的几天里，逐个找党员、团员谈话，认真听取他们意见和要求，并耐心做他们思想工作，统一大家认识。同时，亲眼看到日本侵略者武装占领矿山后，整个矿山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他深深地体会到，工人怀着满腔怨愤和怒火，被迫在这人间地狱里挣扎，郁积于心中的反抗情绪犹如一堆堆干柴一点即着。杨靖宇决定通过中共西安煤矿特别支部开展工作，组织一次矿工武装暴动，建立一支由矿工组成的抗日队伍。
杨靖宇临离开矿山的那天夜里，在一栋木瓦工房子里召开了秘密会议，首先传达中央精神，介绍中央苏区反围剿胜利及苏区、瑞金的基本情况。然后，听取中共西安煤矿特别支部工作情况汇报，询问矿工生活和斗争的开展情况。紧接着同大家讨论斗争的形势，研究扩大革命根据地、发动工人参加抗联队伍问题，布置工作任务。会议结束当天夜里，杨靖宇同志由矿工党员张金护送离开矿山，返回抗日游击根据地。
杨靖宇从矿区回去不久，便带领南满游击队集中在龙首山、仙人洞一带准备攻打西安县城。由于汉奸告密，敌人从四平调来上千兵力的马队，加强西安城防。由于敌强我弱，抗联不得不放弃这次武装行动，转而进行强大的政治攻势。杨靖宇派南满游击队员在树干上、电线杆上和人行道两旁书写抗日标语，散发抗日传单，同时派出小股部队活动在西安周围，不断骚扰敌人。据辽源矿务局档案馆保存的康德八年（1941年），由日本人编纂的《西安矿业所十年史》一书记载称：“大同二年（1933年）四月，满洲事变后的残兵败将加剧匪贼化，东边道一带治安状况极度恶化，出现团匪巢窟，红军匪首杨司令为首共产红匪团来袭……”“六月十日警察队在崔家堡子与匪交战……”“九月十二日匪贼来袭……”“九月十五日匪贼来袭……公司在乡人员出动……”据大同二年（1933年）九月下旬，西安县公所通报记载：“共产匪党羽杨司令红匪团来袭……”“康德元年（1934年）一月二十一日仙人洞匪贼来袭……”“每天传报匪贼袭来，向县城和矿山移动……”
从1933年至1934年初，杨文清、张金等同志遵照杨靖宇同志来矿山视察时指示，特支把矿工武装暴动计划摆上重要位置，努力开展工作，决心尽早完成杨靖宇交给的任务。中共西安煤矿特别支部不仅重视利用各种合法和有利时机，组织工人进行公开罢工斗争，在工人中开展“武装抗日，还我河山”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人在党的宣传教育下，认识到只有冲出牢笼，参加抗联队伍，参与到抗日斗争的第一线，才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矿区特支以及救国会（即反日大同盟），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通过结拜弟兄、交朋友，讲故事、认老乡等办法，秘密进行串联，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积聚力量，为武装暴动做思想、组织准备，动员工人夺取日伪警察枪支，冲出牢笼，参加抗日队伍，投身于抗日救亡洪流。为组织好这次暴动，矿区特支派程明同志多次赶往磐石中心县委向杨靖宇同志汇报请示。杨靖宇同志专门派人来到矿区，领导和配合矿区特支开展武装暴动工作。
1934年2月21日，独立师司令部在临江召开独立师和16支抗日队伍首领参加的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指挥部，选举杨靖宇为总司令。此时，杨靖宇同志见西安煤矿的暴动时机已经成熟，立即通知矿区特支开始行动。1934年3月初，特支书记大吴根据杨靖宇同志命令，在大城矿秘密召开党员和骨干分子紧急会议，对武装暴动的时间、地点、步骤和行动路线做周密安排。一面派人与南满游击队联系，请求接应与配合，一面安排专人分片进行串联和动员，委派各小组负责人做好暴动前组织工作。暴动前一天，将所有参加暴动人员隐蔽集结到大成矿一带。3月23日午夜，大成矿参加暴动三百余名工人，统一暗号准时行动。矿工们手持镐把、木棒，向预先确定的各自目标发起突然袭击，打死武装执勤的日本宪兵和警察，掐断通往各处电话线，夺取伪矿警队枪支，与前来接应的抗日队伍会合，顺利到达磐石境内，被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一大队，成为抗联骨干力量之一。
此后几年间，西安县日本鬼子“失踪”、汉奸把头被杀事件接连发生，日本鬼子惶惶不可终日。矿山流传民谣中唱到：“杨司令，来西安，鬼子好像日卡山。坐不稳，立不安，霜打茄子格外蔫。挖煤人，心喜欢，盼望抗联打西安。”
西安区委抗日往事
日伪档案记载，1937年2月，中共西安区委遭到破坏，所属党员、团员、反日救国会和游击队员共59人被捕，惨遭日寇杀害。
1935年春，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准备开辟新区，选定在游击区筹建西安区委，从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选派宣传科长刘殿林、游击队指导员赵明信（女，又名明心，朝鲜族）等5人，带领40余名游击队员来到西安县，将夹信子区九如村五道沟（今东辽县金州乡新乐村）作为根据地，组织起“反日救国同盟会”。游击队深入农村和矿区，向群众宣传抗日主张，揭露日寇所谓“日满协和”的阴谋，讲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苏维埃政权，平分土地，有衣穿、有饭吃的光明前景，帮助群众树立抗日信心。
1935年3月，西安区委正式成立，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决定由刘殿林任区委书记，赵明信任组织部长。随着斗争深入，党员队伍逐渐增加，党的外围组织反日救国同盟会成员不断增加，到1936年，中共西安区委组建6个党支部，3个党小组，发展党员26名。6个党支部有：五道沟党支部，书记刘殿林（兼），组织委员郎坤山，宣传委员春阳；三道沟（金州乡新华村）党支部，书记王永才，组织委员刘路启，宣传委员郎宗跃；东棚沟（金州乡德林村）党支部，书记姜魏；石头顶子（那丹伯镇石头顶子村）党支部，书记孟宪林；十八垧（椅山乡石峰村）党支部，书记陈福玉；石峰甲党支部，书记赵景堂。3个党小组有：四道沟（金州乡新正村）党小组，组长于海楼；小五道沟党小组，组长李植；大五道沟党小组，组长郎坤山（兼）。成立4个反日救国会有：三道沟反日会、四道沟反日会、五道沟反日会、石头顶子反日会。同时，建立1个团支部，1个妇女会，组建一支200余人游击队。在斗争十分艰苦的环境下，区委积极开展革命活动，走街串户发动群众，通过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召开群众会议等形式，宣传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发展革命组织，壮大抗日力量。
西安区委领导游击队，多次袭扰日伪基层政权。1935年，游击队攻打二道河子警察署，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游击队员机智勇敢，沉重地打击敌人，活捉一名日本军官。此事惊动海龙、新京（今长春）的日寇，派出大批密探四处侦缉。1936年至1937年，游击队多次炸毁铁路桥，截断四梅铁路运输线，打乱敌人运输计划，西安县建立“对共班”专门研究对策，防范西安区委的活动和影响，日本宪兵队特务主任山崎亲自出马“肃匪”。
在西安区委领导下，党支部、党小组积极组织党员和群众，为上级党组织和游击队传递文件、提供食宿、筹储物资、护理伤员、掩藏枪支弹药，多次在清源、梅河、柳河、西安一带组织集会和示威游行等革命活动。石头顶子党支部建立后，支部书记孟宪林带领党员，召集进步农民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和抗日道理，为游击队提供食宿，提供药品和鞋袜等物资，担负护理、洗血衣、送饭、提供情报等任务，配合游击队打击敌伪势力。
1937年2月，中共西安区委遭到破坏，所属党员、团员、反日救国会和游击队员共59人被捕，惨遭日寇杀害，使我党地下组织遭到重大损失。西安区委根据上级指示，组织党员、游击队员安全转移到伊通县境内，保存党的有生力量。
张作霖收回西安煤矿经营权
在全国上下一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浪潮冲击下，张作霖由亲日转向排日，他借助反日运动之力，提出“禁止外国资本家经营煤矿”、“鼓励官商合办”的主张，并收回外国煤矿经营权，设立官商合办的西安煤矿公司。辽源市档案馆保存的民国十六年（1927年）一月二十八日，奉天财政厅《收回西安煤矿经营权信函》档案，清晰地记录了那段历史。
日本资本不断扩张，已经威胁到东北军阀张作霖的利益和地位，日方与西安煤矿（今辽源煤矿）各公司签约，并未通过中国政府批准，事后也不呈送给中国政府备案，张作霖对此深为不满。1927年初，张作霖委派奉军参谋长、东北陆军训练总监、东三省兵工厂总办杨宇霆主持合并西安十家商办公司，由炮弹厂厂长白铭璋担任西安煤矿公司筹备处主任。
10家商办公司合并中，奉天省省长公署责令奉天省实业厅出资现洋50万元，奉海铁路出资现洋50万元，东三省兵工厂出资现洋50万元，原10家公司折价及西安县煤商集股70万元，集资现洋220万作为股金，每股100元。同年8月1日，官商合办的西安煤矿公司成立，张作霖委派曾任盛京内务府办事处坐办、奉天省地籍整理局局长寿聿彭出任公司总办，张如久任经理，白铭璋任技师长。公司董事会由官商代表组成，合并后职工总数达千人以上，十大公司生产经营权完全控制在东北军阀手中。
官商合办时期主要经营坑口有：第一坑裕兴公司，1927年10月，开坑见煤，后在第三片盘以上采用露天开采。第二坑大成公司， 1927年开凿新坑，日产150吨。第三坑利华公司开拓坑口，日产百吨。第四坑利华公司，日产150吨。第五坑富国公司北侧露天掘，年生产能力万余吨。第六坑1928年利华公司、宝兴公司之间开坑。第七坑于1928年5月距六坑北开坑。为此，日本帝国主义被迫停止了对十家公司收买活动，但仍然坚持经营泰信、健元、健兆3个公司。
官商合办时期，矿山设备有所改善，生产技术有所发展。合办初期，矿山仅有卷扬机、气泵、水泵62台。到1931年9月，矿山机械设备总资产已达22万元，矿井建设规模逐渐由浅部向深部发展，并且使用气钻打眼、黑火药放炮、汽油安全灯照明。
1927年至1931年，西安煤矿官商合办虽然仅存短短四年的时间，却极大地推动了西安县民族工业的发展。尤其是1928年4月，梅河口至西安县（辽源）铁路通车后，煤炭畅销，产量剧增。据史料记载， 1927年至1931年，总出煤量659，300吨。其中，1927年产量80，200吨，1928年产量118，000吨，1929年产量154，200吨，1930年产量166，900吨，1931年产量168，300吨。
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炸死，张学良出任东北保安司令后，国耻家仇集于一身，反日情绪十分强烈，对发展民族工业非常积极。1931年，成立东北矿务局，西安煤矿公司改称为东北矿务局西安煤矿，并且追加拨款120万元。到1931年10月，西安煤矿资产达300万元，职工总数2000人以上，已经成为东北地区资产较多、规模较大的一座煤矿。
奉系军阀张作霖在西安煤矿实行官商合办，是中国民族采矿业与日本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相互较量的产物，具有爱国性质，有一定程度的积极意义。官商合办煤矿这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以和平竞争方式进行反侵略活动的特殊手段，但这种抗争无法抵御日本资本的渗入，无法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矿区经济浓厚的半殖民地色彩。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 刘红娇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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