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荣誉感” 哪去了？
编者按
“敬业”，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关于“个人价值体现”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与职业荣誉感息息相关。身处三百六十行中的我们，是否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感到自豪，关系到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和实践力度，不容小觑。
曾经，我们的就业选择“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曾经，我们提起教授、专家、学者时充满了敬仰之情；曾经，我们的理想是做一名辛勤的人民教师、勇敢的人民警察……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再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感到骄傲、自豪？有多少人从事的职业与自己所学专业毫无瓜葛？似乎，从事何种职业都仅仅是一种谋生手段，职业所承载的人生价值和理想在慢慢消失。
当年那个催人奋进的职业荣誉感哪去了？今天，我们还会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感到骄傲、自豪吗？我们又该如何找回正在消失的职业荣誉感呢？
职业：城管
下班就脱 “皮”
小李的工作很“有名”，可如果有人问他是做什么的时候，心里总会带着几分尴尬。其实，小李的理想是做一名人民警察，现在他把这个理想中的一半变成了现实。他的职业是贯彻实施国家及本市有关城市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及规章，治理和维护城市管理秩序的执法者，简称——城管。
无需多言，你只需要在百度搜索栏输入“城管”二字，随之而来的新闻就会让你一目了然。城管与民众之间深刻而难解的矛盾，使这些执法者自己都觉得“荣誉感”荡然无存。
有人说，一出事就说是临时工，其实这是个在很多单位都会发生的挺无奈的问题：编制。辽源市人口上百万，城管才多少人？而这些人中有编制的更少。人少就管不过来，人多待遇就跟不上，这导致招进来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而执法对象又是一付面对阶级敌人的态度，根本不听劝。碰到“硬茬子”时，与对方起争执人家就敢躺地上放赖，执法人员是连生气都不敢，不然领导会先说你执法态度不好、方式不对，要是强行没收物品时一个没处理好，就可能被告一个“暴力执法”，连工作都得丢。
小李认为，城管本是维护城市形象的管理者，目前正在向服务型艰难转变。可是，个别执法者的负面影响和一些网络媒体为追求点击的恶意炒作，把城管这个职业变得臭不可闻。一提起城管，就好像见到了仗势欺人的“狗腿子”，是压迫“受苦百姓”的恶势力。城管也仅仅是一个职业，从事这个职业的是和大家一样的普通老百姓，可如今呢？整得同事们一下班就迫不及待地扒下身上的“皮”，回归到“劳苦大众”的群体里。至于职业荣誉感，那是什么？
小李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尴尬并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而是对城管工作整体行业形象转变的迫切需求。这不仅需要从业者的自律和加强监管，也需要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尤其是某些网络自媒体，不要总用一些耸人听闻的标题把城管孤立起来。正所谓“三人成虎”，如果有人天天在耳边说别人坏话，那么即使没见过这个人，印象也先坏了三分。这不仅是抹黑城管的整体形象，也会影响城管的执法环境，激化群众矛盾。这种行为并不是什么“正义之声”，而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
职业：技术工人
“工人老大哥”成了“打工仔”
“我爸爸是八级电工，我是他儿子，怎么也得是个四级，不信我用他的电笔给你们看。”这是当年还在上小学的陈生与小伙伴儿玩耍时，说出父亲是电工时满是骄傲自豪的话，而且他的小伙伴们对此也都表现得很羡慕。小时候的陈生觉得能把房子“通电”的父亲很厉害，每当父亲帮别人家修好电时，得到别人满面笑容的道谢，陈生就希望自己将来也能像父亲一样厉害。
每个孩子都写过《我的理想》命题作文，陈生当时写的就是“做个像父亲那样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也让他在班里一堆的要做航天员、科学家、演员、教师中脱颖而出，成为语文老师选读的范文，并点评说他的理想“平凡又伟大”。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人的观念不知不觉间也产生了变化。工人，由过去带着几分尊敬和自豪的 “工人老大哥”，变成了“打工仔”这种带着点自嘲的称呼。看向工人这个群体的目光也由仰视、平视变成了俯视。
陈生做了和父亲一样的电工，可却没了达成理想时的快乐。如果说以前的他提起工人这个职业还是骄傲满满的话，现在的他很少提到自己的工作。他的同事常说起送孩子上学的经历，老师都会问班里的孩子：“你的家长是做什么的？”其实，不仅是大人注重这个，小小年纪的孩子们也会互相攀比，家里是做生意或者在单位上班的说出去倍儿有面子，而自己家长只是个普通工人，孩子提都不愿意提。
虽然陈生每月赚的工资是普通白领的两三倍，可一说起自己的工作时，别人的目光总还是带着些什么，就好像工人低了别人一等似的。目前，全国都缺拥有高新技术的工人，经常可以听到某单位出到年薪几十万招聘。可惜的是，即使如此大的市场缺口，还是更多的人宁愿选择一些偏门的、将来未必用得上的专业，也不愿意去学一门技术。
别人给陈生介绍对象时，最常碰到的情况就是，人家一听他是工人，立马就回绝了，连见面都不考虑。这就好像某些准入门槛一样：高校毕业？是！技校生？否！
用陈生的经验之谈来说：“即便是在用钱衡量标准的时候，还有土财主和暴发户这样的贬义说法。同样，工人，哪怕是前面加了个高级技术做前缀的工人，说出去也还是不如白领招人待见，就更别提什么职业荣誉感了。”
职业：教师
“园丁”与“保姆”
“过去老师是心灵的园丁、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现在的老师却变成了教书匠和保姆。”小邓提起老师这个职业，有着近10年工作经历的她有满肚子的话要说。小邓老师是四川人，原本是小学老师，现在嫁到辽源在一家私立幼儿园做幼师。
有很多人会有当老师的理想，小邓也是如此，只不过她想当老师的原因更多是因为“换位思考”。她觉得自己学习时太过辛苦，所以希望能当个可以让学生快乐学习的老师。尤其是高中时期，面对题海和站在讲台上喊着“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的老师时，小邓都特别想把老师拽下来，跟老师换换位置。后来小邓同学真的变成了小邓老师，还成了挺受欢迎的“孩子头儿”。
因为工作的原因，她很关注与老师有关的新闻，也渐渐发现老师在他人心中的地位直线下滑。若说以前的老师普遍受到学生及家长的尊重，现在的老师被提起时，更多的是一种无奈感。小邓老师不止一次听说某某给老师送了什么什么，这些家长不是喜欢送，而是怕自己不送之后孩子会受欺负。小邓老师的父亲总是跟她说：“邓儿啊，你可不能收学生家长塞的钱。”小邓老师也很无奈，除了学生做的贺卡，她根本就没收过别过的东西，每个月老老实实地领工资，赚奖金。可别人一听说她是老师，就一副“你是不是很赚钱，有很多灰色收入”的眼神。
做老师这些年，小邓亲身感受到老师整体形象变化带来的影响，尤其在某些负面新闻频发的时间段里，电视、网络、报纸上看到的都是：幼儿园里，有老师虐待孩子；小学校园，老师公然让学生下跪；一校之长，对学生伸出罪恶之手……
这些新闻别说家长见了来气，小邓老师看得也是毛骨悚然，不敢相信这样的情况会发生在校园里。而那段时期的家长送孩子上学时，看着老师们的眼神里也充满了紧张与担心。
虽然是有一些老师会“拉家长出来溜溜儿”，但部分毕竟不能代表全部。还是有很多好老师为学生付出着心血：那些地震时护着学生逃生的老师，默默为家庭困难的学生减轻压力的老师，重点关注学习成绩差的老师……他们不仅拥有过硬的职业能力，也有着良好的个人品德与职业操守。
谈到职业荣誉感，小邓老说：“目前社会上对老师的评价日益降低，这是教师这个职业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哀。只有教师这个行业的整体形象提高了，重新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的职业荣誉感才会被一并找回来。”也许就像小邓老师的父亲说的一样：“老师这种行业不能只注重业务能力，品质道德也很重要。所谓教书育人，老师是要言传身教的，要是老师的品德都靠不住，要学生学些什么？”
职业：医生
“天使”变“吸血鬼”
“明明辛苦工作，却常面临误解，只要一提到矛盾，一股脑的都是指责。就像一提起医生，就意味着收红包、卖贵药，如今当大夫根本就谈不上职业荣誉。”杨大夫一提起自己的职业，有着满腹的辛酸和不满。他说，基层大夫工资并不多，但成为医生的成本则很高。大学5年、研究生3年、博士两年，看着别人的大学多姿多彩，而他则每天苦哈哈地背着厚厚的书，做着各种“人体实验”。等他终于进了医院，要在各部门轮转3年，这3年就只能开基本工资，而每天的工作很苦、很累，却常常得不到人们的尊重，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
最让杨大夫伤心的是，他们本是救死扶伤的“天使”，可在别人眼里却是坑害患者的“吸血鬼”。都说现在看病贵，生不起病。其实钱都花在买药和手术上，但这两样的价格又不是哪个医生定的。医生手上握着的都是一个个患者的生命，一个疏忽就可能让人丧命，责任大，压力更大。如果他们不能为病人治好，或是不能短时间见效果，就会受到患者家属的指责和不信任。前两年，杨大夫的爱人送亲属去北京看病时，那位病人就一个劲地说北京的医生医术高、态度好，说咱们小地方的大夫什么都不好。大城市的医生确实医术高，认可度也高，其实更多的还是患者的心态问题。同样的价格，在辽源花钱买贵药患者觉得有“提成”，到了大城市的医院却是花多少钱都觉得正常。在辽源，基层医院的医疗条件和医生水平是没法跟大城市比，但他们也在努力为患者减轻痛苦，用尽自己的能力为患者治疗。杨大夫希望大家能看到现在辽源这些努力的大夫，看到他们的努力，减少对他们的偏见，谅解他们职业的辛苦。
最让杨大夫闹心的是，医疗纠纷问题太影响医生形象。前两天，看到医院里一个患者家属去排队交钱，结果和工作人员吵起来，当时整个人的心情就变得很差。遇到不讲理的患者，如果你跟他吵起来，那就是医护人员的不对。闹大了甚至连工作都有可能丢。所以，杨大夫最烦看到患者家属去医院闹的新闻，里面总是说医生怎么怎么黑的留言和评论。那架式，就好像医生群体个个是黑心肝的无医德、无医术。但事实上发表评论的人根本就不了解情况，漫天的指责就只为发泄心中的负面情绪，像这种为了骂人而骂人的，真应该去看心理医生。
至于那些职业“医闹”就更令人心寒了，他们靠告医院赚取赔偿金活着。现在的大环境是和谐社会，面对“医闹”时医院采取息事宁人的处理方式。如果遇到不讲理的患者，不管责任方是谁，只要闹大了医院和主管部门都要做出个姿态来，结果往往是出钱了事。可杨大夫觉得这样不好，会让他们以为真的是医院的错，反而会助长对方的这种行为。
做医生对家庭的影响也很大，杨大夫的妻子就常说丈夫工作太忙不顾家，她说：“我家杨大夫是5天轮一个夜班，最忙时他们科只有两个大夫在那唱‘二人转’。家里什么都指不上，人都累一天了，哪儿还舍得让他做什么啊？有时人是回到家了，可单位和患者的电话却一个又一个的接。我以前都是站在患者角度的，自从跟老公结婚，现在特别能理解大夫这个职业。”医生也是要赚钱养家的，在国外医生都是高收入人群，社会地位很受人尊敬。而在中国的基层大夫们现在是苦挨着，钱没赚到，工作积极性很难提高。其实，无论是哪里的医生工作都很辛苦，有的做手术就做几个小时，甚至是一整天。精神要高度集中，这么大的工作强度，是别的工作很难碰到的。
“医生绝对属于高危、高风险职业，太操心了，有时都想改行算了。付出得不到回报，也得不到人们的认可，几个不良医生就让人们不能正确看待医生。反正，我是不会让我儿子长大当医生的。”杨大夫觉得，现在对自己的职业很难产生荣誉感。医患矛盾显然是当今社会面临的一大难题，而频发的医患冲突事件不仅让老百姓心寒，许多医生们也同样有苦难言。面对治病救人的医生，患者是需要关爱、尊重的个体，但以目前现状来看，金钱才是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矛盾。想要真正提高医生在百姓心中的地位，重新找回从医者的职业荣誉感，降低就医成本，缓解医患紧张关系是首要问题。
用职业荣誉感激励中国青年
中国社会这些年变化非常大，即便是善于接受新事物的青年，也有不少人身陷迷茫之中。网上不时有青年提到，“每天过得浑浑噩噩，但不知拿什么充实自己”，这种状态并不少见。对此，我开出的药方是——确立做强技能的价值观。
其实，青年的迷茫并不是中国的特色，也不是中国社会的专利。在经济高速发展、文化急剧变革的时代，许多国家的青年都曾遇到这种迷茫。比如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欧美青年，也曾集体迷茫过。嬉皮士、性解放等运动，都曾经被他们当做一种解决方案。只不过时间证明，这些方案都行不通。
但以当时德国、瑞士青年人为代表的一代人，最终还是走出了迷茫，成为西方社会现代化的生力军。方法很简单，就是他们确立了做强技能的价值观。他们潜心钻研一门技能，追求技能完美、精湛，哪怕是操持一个小工坊，也要做到精致而有韵味，既追求经济效益，也能通过展现卓越的技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这种做强技能的价值观已经带来了不少经典的商业案例。iPad、iPhone的成功，就与西方年轻一代技术研发人员精益求精的技术理想密切相关。
与之相比，我屡屡发现，不少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我国大学生，往往注意力放在领导、甚至上级考虑的“大事”上，而自己的“小事”却没有做好，毫无成就感。这样下去，别说在岗位上精益求精、有所创新，连能否坚持下去都很难说。
中国年轻人缺乏的这种做强技能的价值观，其实就是职业荣誉感。在一个良好的社会，只要把本职工作做得近乎完美，就会得到充分的尊敬，自己也能体验职业荣誉感与幸福感。这一点在德国、日本、美国等社会已经相当成熟。目前我国社会很多人不是为技能提升而是为赚钱去努力，这实际上是将职业荣誉感淡化，让功利思想滋长，最终导致精神荒芜。当今中国，强化职业荣誉感势在必行。
当今时代，一定是往“精细化”“高技能”“精致品牌”的方向发展，所以做强技能，不单是对个体的救赎，也是对整个民族的救赎。做强技能不但能解决精神的迷茫，同时也能创造价值、奉献社会，消融时代的浮躁和短视。全民技能提升之后，其共振、复合效应，必定推动创新的发酵，促进变革与发明。
当然，解决精神迷茫的途径可能不止一条。但我还是觉得钻研一门技能，更简单、易行。既解决苦闷，解决生存和发展，又符合社会需要。一举三得，何乐不为？ （转自《环球时报》）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 刘红娇 采写
本版策划 咸凯慧
“敬业”，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关于“个人价值体现”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与职业荣誉感息息相关。身处三百六十行中的我们，是否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感到自豪，关系到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和实践力度，不容小觑。
曾经，我们的就业选择“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曾经，我们提起教授、专家、学者时充满了敬仰之情；曾经，我们的理想是做一名辛勤的人民教师、勇敢的人民警察……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再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感到骄傲、自豪？有多少人从事的职业与自己所学专业毫无瓜葛？似乎，从事何种职业都仅仅是一种谋生手段，职业所承载的人生价值和理想在慢慢消失。
当年那个催人奋进的职业荣誉感哪去了？今天，我们还会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感到骄傲、自豪吗？我们又该如何找回正在消失的职业荣誉感呢？
职业：城管
下班就脱 “皮”
小李的工作很“有名”，可如果有人问他是做什么的时候，心里总会带着几分尴尬。其实，小李的理想是做一名人民警察，现在他把这个理想中的一半变成了现实。他的职业是贯彻实施国家及本市有关城市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及规章，治理和维护城市管理秩序的执法者，简称——城管。
无需多言，你只需要在百度搜索栏输入“城管”二字，随之而来的新闻就会让你一目了然。城管与民众之间深刻而难解的矛盾，使这些执法者自己都觉得“荣誉感”荡然无存。
有人说，一出事就说是临时工，其实这是个在很多单位都会发生的挺无奈的问题：编制。辽源市人口上百万，城管才多少人？而这些人中有编制的更少。人少就管不过来，人多待遇就跟不上，这导致招进来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而执法对象又是一付面对阶级敌人的态度，根本不听劝。碰到“硬茬子”时，与对方起争执人家就敢躺地上放赖，执法人员是连生气都不敢，不然领导会先说你执法态度不好、方式不对，要是强行没收物品时一个没处理好，就可能被告一个“暴力执法”，连工作都得丢。
小李认为，城管本是维护城市形象的管理者，目前正在向服务型艰难转变。可是，个别执法者的负面影响和一些网络媒体为追求点击的恶意炒作，把城管这个职业变得臭不可闻。一提起城管，就好像见到了仗势欺人的“狗腿子”，是压迫“受苦百姓”的恶势力。城管也仅仅是一个职业，从事这个职业的是和大家一样的普通老百姓，可如今呢？整得同事们一下班就迫不及待地扒下身上的“皮”，回归到“劳苦大众”的群体里。至于职业荣誉感，那是什么？
小李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尴尬并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而是对城管工作整体行业形象转变的迫切需求。这不仅需要从业者的自律和加强监管，也需要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尤其是某些网络自媒体，不要总用一些耸人听闻的标题把城管孤立起来。正所谓“三人成虎”，如果有人天天在耳边说别人坏话，那么即使没见过这个人，印象也先坏了三分。这不仅是抹黑城管的整体形象，也会影响城管的执法环境，激化群众矛盾。这种行为并不是什么“正义之声”，而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
职业：技术工人
“工人老大哥”成了“打工仔”
“我爸爸是八级电工，我是他儿子，怎么也得是个四级，不信我用他的电笔给你们看。”这是当年还在上小学的陈生与小伙伴儿玩耍时，说出父亲是电工时满是骄傲自豪的话，而且他的小伙伴们对此也都表现得很羡慕。小时候的陈生觉得能把房子“通电”的父亲很厉害，每当父亲帮别人家修好电时，得到别人满面笑容的道谢，陈生就希望自己将来也能像父亲一样厉害。
每个孩子都写过《我的理想》命题作文，陈生当时写的就是“做个像父亲那样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也让他在班里一堆的要做航天员、科学家、演员、教师中脱颖而出，成为语文老师选读的范文，并点评说他的理想“平凡又伟大”。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人的观念不知不觉间也产生了变化。工人，由过去带着几分尊敬和自豪的 “工人老大哥”，变成了“打工仔”这种带着点自嘲的称呼。看向工人这个群体的目光也由仰视、平视变成了俯视。
陈生做了和父亲一样的电工，可却没了达成理想时的快乐。如果说以前的他提起工人这个职业还是骄傲满满的话，现在的他很少提到自己的工作。他的同事常说起送孩子上学的经历，老师都会问班里的孩子：“你的家长是做什么的？”其实，不仅是大人注重这个，小小年纪的孩子们也会互相攀比，家里是做生意或者在单位上班的说出去倍儿有面子，而自己家长只是个普通工人，孩子提都不愿意提。
虽然陈生每月赚的工资是普通白领的两三倍，可一说起自己的工作时，别人的目光总还是带着些什么，就好像工人低了别人一等似的。目前，全国都缺拥有高新技术的工人，经常可以听到某单位出到年薪几十万招聘。可惜的是，即使如此大的市场缺口，还是更多的人宁愿选择一些偏门的、将来未必用得上的专业，也不愿意去学一门技术。
别人给陈生介绍对象时，最常碰到的情况就是，人家一听他是工人，立马就回绝了，连见面都不考虑。这就好像某些准入门槛一样：高校毕业？是！技校生？否！
用陈生的经验之谈来说：“即便是在用钱衡量标准的时候，还有土财主和暴发户这样的贬义说法。同样，工人，哪怕是前面加了个高级技术做前缀的工人，说出去也还是不如白领招人待见，就更别提什么职业荣誉感了。”
职业：教师
“园丁”与“保姆”
“过去老师是心灵的园丁、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现在的老师却变成了教书匠和保姆。”小邓提起老师这个职业，有着近10年工作经历的她有满肚子的话要说。小邓老师是四川人，原本是小学老师，现在嫁到辽源在一家私立幼儿园做幼师。
有很多人会有当老师的理想，小邓也是如此，只不过她想当老师的原因更多是因为“换位思考”。她觉得自己学习时太过辛苦，所以希望能当个可以让学生快乐学习的老师。尤其是高中时期，面对题海和站在讲台上喊着“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的老师时，小邓都特别想把老师拽下来，跟老师换换位置。后来小邓同学真的变成了小邓老师，还成了挺受欢迎的“孩子头儿”。
因为工作的原因，她很关注与老师有关的新闻，也渐渐发现老师在他人心中的地位直线下滑。若说以前的老师普遍受到学生及家长的尊重，现在的老师被提起时，更多的是一种无奈感。小邓老师不止一次听说某某给老师送了什么什么，这些家长不是喜欢送，而是怕自己不送之后孩子会受欺负。小邓老师的父亲总是跟她说：“邓儿啊，你可不能收学生家长塞的钱。”小邓老师也很无奈，除了学生做的贺卡，她根本就没收过别过的东西，每个月老老实实地领工资，赚奖金。可别人一听说她是老师，就一副“你是不是很赚钱，有很多灰色收入”的眼神。
做老师这些年，小邓亲身感受到老师整体形象变化带来的影响，尤其在某些负面新闻频发的时间段里，电视、网络、报纸上看到的都是：幼儿园里，有老师虐待孩子；小学校园，老师公然让学生下跪；一校之长，对学生伸出罪恶之手……
这些新闻别说家长见了来气，小邓老师看得也是毛骨悚然，不敢相信这样的情况会发生在校园里。而那段时期的家长送孩子上学时，看着老师们的眼神里也充满了紧张与担心。
虽然是有一些老师会“拉家长出来溜溜儿”，但部分毕竟不能代表全部。还是有很多好老师为学生付出着心血：那些地震时护着学生逃生的老师，默默为家庭困难的学生减轻压力的老师，重点关注学习成绩差的老师……他们不仅拥有过硬的职业能力，也有着良好的个人品德与职业操守。
谈到职业荣誉感，小邓老说：“目前社会上对老师的评价日益降低，这是教师这个职业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哀。只有教师这个行业的整体形象提高了，重新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的职业荣誉感才会被一并找回来。”也许就像小邓老师的父亲说的一样：“老师这种行业不能只注重业务能力，品质道德也很重要。所谓教书育人，老师是要言传身教的，要是老师的品德都靠不住，要学生学些什么？”
职业：医生
“天使”变“吸血鬼”
“明明辛苦工作，却常面临误解，只要一提到矛盾，一股脑的都是指责。就像一提起医生，就意味着收红包、卖贵药，如今当大夫根本就谈不上职业荣誉。”杨大夫一提起自己的职业，有着满腹的辛酸和不满。他说，基层大夫工资并不多，但成为医生的成本则很高。大学5年、研究生3年、博士两年，看着别人的大学多姿多彩，而他则每天苦哈哈地背着厚厚的书，做着各种“人体实验”。等他终于进了医院，要在各部门轮转3年，这3年就只能开基本工资，而每天的工作很苦、很累，却常常得不到人们的尊重，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
最让杨大夫伤心的是，他们本是救死扶伤的“天使”，可在别人眼里却是坑害患者的“吸血鬼”。都说现在看病贵，生不起病。其实钱都花在买药和手术上，但这两样的价格又不是哪个医生定的。医生手上握着的都是一个个患者的生命，一个疏忽就可能让人丧命，责任大，压力更大。如果他们不能为病人治好，或是不能短时间见效果，就会受到患者家属的指责和不信任。前两年，杨大夫的爱人送亲属去北京看病时，那位病人就一个劲地说北京的医生医术高、态度好，说咱们小地方的大夫什么都不好。大城市的医生确实医术高，认可度也高，其实更多的还是患者的心态问题。同样的价格，在辽源花钱买贵药患者觉得有“提成”，到了大城市的医院却是花多少钱都觉得正常。在辽源，基层医院的医疗条件和医生水平是没法跟大城市比，但他们也在努力为患者减轻痛苦，用尽自己的能力为患者治疗。杨大夫希望大家能看到现在辽源这些努力的大夫，看到他们的努力，减少对他们的偏见，谅解他们职业的辛苦。
最让杨大夫闹心的是，医疗纠纷问题太影响医生形象。前两天，看到医院里一个患者家属去排队交钱，结果和工作人员吵起来，当时整个人的心情就变得很差。遇到不讲理的患者，如果你跟他吵起来，那就是医护人员的不对。闹大了甚至连工作都有可能丢。所以，杨大夫最烦看到患者家属去医院闹的新闻，里面总是说医生怎么怎么黑的留言和评论。那架式，就好像医生群体个个是黑心肝的无医德、无医术。但事实上发表评论的人根本就不了解情况，漫天的指责就只为发泄心中的负面情绪，像这种为了骂人而骂人的，真应该去看心理医生。
至于那些职业“医闹”就更令人心寒了，他们靠告医院赚取赔偿金活着。现在的大环境是和谐社会，面对“医闹”时医院采取息事宁人的处理方式。如果遇到不讲理的患者，不管责任方是谁，只要闹大了医院和主管部门都要做出个姿态来，结果往往是出钱了事。可杨大夫觉得这样不好，会让他们以为真的是医院的错，反而会助长对方的这种行为。
做医生对家庭的影响也很大，杨大夫的妻子就常说丈夫工作太忙不顾家，她说：“我家杨大夫是5天轮一个夜班，最忙时他们科只有两个大夫在那唱‘二人转’。家里什么都指不上，人都累一天了，哪儿还舍得让他做什么啊？有时人是回到家了，可单位和患者的电话却一个又一个的接。我以前都是站在患者角度的，自从跟老公结婚，现在特别能理解大夫这个职业。”医生也是要赚钱养家的，在国外医生都是高收入人群，社会地位很受人尊敬。而在中国的基层大夫们现在是苦挨着，钱没赚到，工作积极性很难提高。其实，无论是哪里的医生工作都很辛苦，有的做手术就做几个小时，甚至是一整天。精神要高度集中，这么大的工作强度，是别的工作很难碰到的。
“医生绝对属于高危、高风险职业，太操心了，有时都想改行算了。付出得不到回报，也得不到人们的认可，几个不良医生就让人们不能正确看待医生。反正，我是不会让我儿子长大当医生的。”杨大夫觉得，现在对自己的职业很难产生荣誉感。医患矛盾显然是当今社会面临的一大难题，而频发的医患冲突事件不仅让老百姓心寒，许多医生们也同样有苦难言。面对治病救人的医生，患者是需要关爱、尊重的个体，但以目前现状来看，金钱才是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矛盾。想要真正提高医生在百姓心中的地位，重新找回从医者的职业荣誉感，降低就医成本，缓解医患紧张关系是首要问题。
用职业荣誉感激励中国青年
中国社会这些年变化非常大，即便是善于接受新事物的青年，也有不少人身陷迷茫之中。网上不时有青年提到，“每天过得浑浑噩噩，但不知拿什么充实自己”，这种状态并不少见。对此，我开出的药方是——确立做强技能的价值观。
其实，青年的迷茫并不是中国的特色，也不是中国社会的专利。在经济高速发展、文化急剧变革的时代，许多国家的青年都曾遇到这种迷茫。比如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欧美青年，也曾集体迷茫过。嬉皮士、性解放等运动，都曾经被他们当做一种解决方案。只不过时间证明，这些方案都行不通。
但以当时德国、瑞士青年人为代表的一代人，最终还是走出了迷茫，成为西方社会现代化的生力军。方法很简单，就是他们确立了做强技能的价值观。他们潜心钻研一门技能，追求技能完美、精湛，哪怕是操持一个小工坊，也要做到精致而有韵味，既追求经济效益，也能通过展现卓越的技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这种做强技能的价值观已经带来了不少经典的商业案例。iPad、iPhone的成功，就与西方年轻一代技术研发人员精益求精的技术理想密切相关。
与之相比，我屡屡发现，不少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我国大学生，往往注意力放在领导、甚至上级考虑的“大事”上，而自己的“小事”却没有做好，毫无成就感。这样下去，别说在岗位上精益求精、有所创新，连能否坚持下去都很难说。
中国年轻人缺乏的这种做强技能的价值观，其实就是职业荣誉感。在一个良好的社会，只要把本职工作做得近乎完美，就会得到充分的尊敬，自己也能体验职业荣誉感与幸福感。这一点在德国、日本、美国等社会已经相当成熟。目前我国社会很多人不是为技能提升而是为赚钱去努力，这实际上是将职业荣誉感淡化，让功利思想滋长，最终导致精神荒芜。当今中国，强化职业荣誉感势在必行。
当今时代，一定是往“精细化”“高技能”“精致品牌”的方向发展，所以做强技能，不单是对个体的救赎，也是对整个民族的救赎。做强技能不但能解决精神的迷茫，同时也能创造价值、奉献社会，消融时代的浮躁和短视。全民技能提升之后，其共振、复合效应，必定推动创新的发酵，促进变革与发明。
当然，解决精神迷茫的途径可能不止一条。但我还是觉得钻研一门技能，更简单、易行。既解决苦闷，解决生存和发展，又符合社会需要。一举三得，何乐不为？ （转自《环球时报》）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 刘红娇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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