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自力更生有多难？
任何一个社会都难免出现阶层分化。正是这种“阶层差异”产生的动力，让人们为了向上层流动而努力奋斗。而现今社会年轻一代的前景却并不都是让人乐观：鱼跃龙门的“寒门贵子”越来越少，“啃老族”、“未富先懒”的人群却越来越多。是什么阻塞了年轻一代拼搏向上的心劲儿？年轻人，想要自力更生又有多难？
“寒门出贵子”，一直是“知识改变命运”的最佳写照。1978年，我国恢复高考，一大批贫寒家庭出身的年轻人通过高考，实现了“鲤鱼跳龙门”，不仅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同时改变了整个家庭以及家庭中下一代的命运。在许多农村家庭，再穷也要供有望考上大学的孩子读书，而考上大学的学生也因此成为整个村子的骄傲，甚至会全村共同出资供其求学。但这种状况在近几年出现了变化，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开始不断滑落。看似简单的比例下降，背后却是农村孩子改变命运机能的退化，以及“知识改变命运”认知的溃败。
随着经济发展，教育资源开始向优势地区不断倾斜，越是偏远地区的孩子求学之路越是艰难。农村学生从小学到高中不断减少，升学率和考上重点大学的概率亦是无法与发达地区的学校相提并论。而农村孩子考上了大学也难找到好工作，高昂的学费和收入水平根本不成正比，月薪2000多元钱的工资连养活自己都难，更别提回报父母、供养家庭。但初中都没能念完的同龄人，却比他们更早地进入社会赚钱，有一门手艺的更是成了高级蓝领，年收入10万元钱以上不成问题。
家住灯塔乡的杨晓军如今在一家国企工作。求学时，因为他的家庭条件和学习成绩两方面都不错，所以念完高中后考上大学。而他也一直成为周边孩子里最有出息的那一个，他的爸妈没少在亲戚和同村人面前夸他，也算是给家里长了脸。但在他家所在的村子，能考上大学的人很少，而家里有条件且有意愿让孩子上学的家庭本来就少，乡镇里学校的升学率更是跟市里的没法比。从小学开始，上学就是一种坚持。学校离家远不说，路况也不好，且学舍破旧、教学设备落后，高中之前不少学生甚至都没有见过电脑。学校里上学的同学越来越少，在小学还能和家附近的学生一起走，到了高中连一个村的都没剩几个了。可即便是这样的坚持，当时成绩最好的学生要想进入重点大学也很难。而且上大学几年的学费加生活费至少6万到10万元。杨晓军现在的工作月薪只有2000多元钱，不吃不喝也要5年才能赚回来。而与他同龄的幼时玩伴，有的初中没毕业就跟着老乡出去打工，做个泥瓦匠赚的就是他工资的几倍了。所以，现在农村的孩子要么跟着父母搬到了市里上学，要么就是成了留守儿童，等年纪够大了跟着出去打工，很少能听到谁家老人念叨着让孩子好好念书，将来考个好大学。
人们常以“经济独立”作为子女长大成人的标志，但现在社会上出现了很多“长大不成人”、经济来源靠父母的“啃老一族”。这个“啃老”现象使被“啃老”的父母、亲友以及我们的国家和社会都面临着共同的尴尬。
32岁的袁益是土生土长的辽源人。虽然阳光帅气，但没有稳定工作，也至今未婚，是个不折不扣的“啃老男”。袁益是晚婚父母的独生子，虽然家境不算富裕，但父母一直对其宠爱有加。想要什么，父母再苦、再难都尽量满足。学习成绩虽然一直中上等，但高考失利没能考上大学。高中毕业后，袁益先后学过美发、电脑维修，但都感觉没有前景而中途放弃。22岁时跟朋友到南方打工，临行前父母给拿了3000元钱。可不到3个月袁益又因“背井离乡”的心酸背着行囊“打道回府”了。到家时，满身上下不到100元钱。现在的袁益从事电子商务工作，月收入也有2000元钱。父母不但从来看不到他的一分钱，还经常要“接济”他个千八百元钱。对于他至今未婚，父母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为了儿子能尽快娶媳妇，租房住的父母拿出了自己“养老钱”，为他贷款买了个小户型商品楼房。本以为儿子可以每个月自己付房贷，可自从买了房，每个月的房贷还是要年过60岁的父母用自己那仅有的退休金来为他还房贷。
袁益说：“我也心疼父母，我也知道自己这么大了还要依赖父母非常没出息。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高考前我也付出了应有的努力，但没考上大学的名单上就有我一个。我也试着去学习一些技能，可是我喜欢的行业费用大，费用小的我不喜欢。到南方也去过，可是苦大力我吃不了，不出苦力的工作又需要高学历。也想过自己创业，可那是需要投入成本的，没有钱就创不了业。我现在在咱本市给人打工一个月能有2000多元的收入，可是现在物价这么高，仅仅能维持我自己的生活花销，如果要交个女朋友那就经济危机了。我一个30多岁的大老爷们儿不但不能给父母创造幸福晚年，反而还要拖累他们为我操心。一想到这些我就很难受，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查询过相关资料，在咱们国家，城市里有30﹪的年轻人靠‘啃老’过活，65﹪的家庭存在‘啃老’问题。话说回来，像咱们这样的底层百姓，想要‘一帆风顺’的成就人生，我看是很难。”
35岁的杨东是国家二级厨师。从15岁学徒到现在的“大厨”，从事餐饮行业已有20个年头，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酒店、餐馆都掌过勺。今年初，他和妻子都放弃了各自打工的单位，在离市中心不远的地方，租下了一个百余平米的临街门市开了个大众饭店，也经历了他人生艰难且失败的创业路。
之前，杨东在其他饭店打工时月工资保底是5000元，妻子在私企打工每个月工资也有2000元，每年能有小10万的家庭收入。去除生活所需以及儿子上学的花销费用，每年都能攒下几万元。但杨东总觉得打工没出息，自己是厨师，妻子可以充当一个服务员，何不开个属于自己家的“夫妻店”呢。于是，经过和妻子商量，俩人决定创业并将15万元的全部积蓄都投在了饭店上。杨东在为饭店选址、装修时憧憬着，但从注册、办理各种营业执照、许可开始，他开始感到有压力。饭店挂牌营业了，杨东认为这是他人生的新起点，也终于迎来了曙光。然而，这个被杨东全家寄予了全部希望的饭店，生意却远没有想象中好，多数时候是保本，有时一天连成本费用都卖不出来，眼睁睁地往里赔钱。饭店从开业算起仅维持了半年，半年后杨东就把这个曾寄予了全部希望的饭店出兑了。
杨东说：“我15岁从农村走出来跟师傅学‘上灶’，大一点儿了就边打工边学习，通过了逐级考试，2008年我拿到了国家二级厨师的执业资格。虽然近年来我无论在哪个城市、什么特色的饭店做主厨月工资都能达到5000元以上，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我总不甘心永远为别人打工。我想自己会‘上灶’，和媳妇儿一起开饭店一定行。挑选门面、地段好的门市房房租是‘天价’，地段不好的无人问津；装修，建材样样价格不菲；注册执照、办理许可起码要跑几趟，卫生和消防等部门还不定期去店里监督检查。我们自己认为已经按照规定做了，可是一来检查多半都有不合格的地方。最关键的是生意一直不温不火，虽然饭店不大，但一天的总费用也要好几百块。去除食材的成本，连起码的费用都赚不够，我就是干赔。所以，我趁着还没赔太多就及时出兑了。现在我也总结出了一个道理：身为一个普通老百姓，真是打工容易，创业难啊。”
高学历、高技能一直都是人们关注而热议的话题。然而，取得了高学历能否同样会有高技能，一直说法不一。有着全日制本科以上高学历又有较高专业技能以及综合素质的人才是有，但少之又少。有些高学历人群上了4年大学甚至是7年，毕业了才发现自己多年所学的理论知识到社会上能用到的寥寥无几。反之，一些学历不高但是对某项技术苦于钻研的人，却备受欢迎。我们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人和事。
市技师学院计算机专业老师兼班主任宫勋对此颇有了解。宫勋说：“技能与学历相比，用人单位更看重综合能力。很多人说学历是就业的‘敲门砖’，但是想要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只有敲门砖是远远不够的。想要在工作上有好的发展，‘技能’显得更加重要。学历只是求职的开始阶段，会为求职者带来一些‘入门’的机会。但如果只有学历而没能力那也是徒然。学历教育培养的只是基础知识，主要能力的培养还在于实践中的日积月累和日后工作中的锻炼。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在高学历人才比比皆是但蓝领技工等实用型技术人才炙手可热的就业形势下说明了一个道理，高学历并不代表就有高技能，想进步就得活到老学到老。现在时常有全日制专科、本科的毕业生到我们学校‘回炉’、‘充电’。记得两年前就有一个在大学里学习‘汽修’专业的男生，毕业后发现自己在书本上学习的‘汽修’知识根本修不了汽车。最后想明白了高学历不等于高技能这个道理，于是就到我们学校来学习‘数控’。通过自己的认真学习和勤于实践，两年后顺利进入了一家大型企业从数控机床的操作工人做起，听说现在月工资能达到4000多元。一个职位的薪资高低起初可能和学历有关，但随着工作经验的增长，个人能力的提升，学历反而被放到次要的位置。此时决定职业命运和薪资多寡的是工作经验与综合能力。所以在如今的社会上，只有脚踏实地的认真学习专业技术的理论知识、刻苦钻研实践，全面提高自己的技术能力，才能让自己的学有所用成为硬道理。”
就业难已是社会现状，当学历也不再是就业的金字招牌，越来越多的青壮年被迫成为了“啃老族”。导致现今年轻人谋求发展如此艰难的拦路石又是什么？
有人说，穷会成为穷的原因，富会成为富的原因。导致底层社会无法向上层发展的阻碍之一就是教育资源不公。教育是现代社会实现不同阶层流动的关键渠道，但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偏远地区学校的软硬件都远远落后于城市，使得农家子弟在高校的比例越来越少，凭借求学而“鱼跃龙门”的可能也越来越低。而在走出校门之后，普通人家子弟和农家子弟相比也并没有什么明显优势。好工作的招聘信息不流通，由人情社会打造出的一批批“垄二代”占据了好岗位的半壁江山。创业的艰难更是让没有资本和背景的普通人少了几分机遇和失败再来的能力。因为父母无金钱和权力，难以进入社会上升通道；有着强大社会资源的富有家庭的孩子，却可轻松获得体面工作及更广阔发展空间。在优质教育资源、好的就业岗位越来越偏向城市、偏向富裕家庭时，底层家庭子女的出路只会变得越来越窄。
当决定一个人成功与否的仅仅是家庭背景和人脉关系而非个人能力，又该如何畅通社会底层向上层转变的渠道呢？首先就是要拉近城乡教育资源的差距，提高农村学生的升学率，并且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别让农村的孩子在起跑线上就落后一大截。再就是要打破“岗位垄断”，创造公平的择业机会，别让那些好岗位变成“家庭模式”。最后就是有关部门为创业者提供更多的帮助，为他们创造更加广阔的发展环境。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不同层次人员的流动，有利于整个社会和谐。流动越活跃、通道越畅通，社会通常越有活力。这需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这样才能打造一个和谐的社会，一个只要努力向上，不论是偏远地区农民的子女还是城市居民的子女，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和上升的空间，都可能凭借自身的才华和拼搏改变命运的社会。
本版策划 咸凯慧
“鱼跃龙门”的寒门学子还剩多少
本报记者 刘红娇
“寒门出贵子”，一直是“知识改变命运”的最佳写照。1978年，我国恢复高考，一大批贫寒家庭出身的年轻人通过高考，实现了“鲤鱼跳龙门”，不仅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同时改变了整个家庭以及家庭中下一代的命运。在许多农村家庭，再穷也要供有望考上大学的孩子读书，而考上大学的学生也因此成为整个村子的骄傲，甚至会全村共同出资供其求学。但这种状况在近几年出现了变化，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开始不断滑落。看似简单的比例下降，背后却是农村孩子改变命运机能的退化，以及“知识改变命运”认知的溃败。
随着经济发展，教育资源开始向优势地区不断倾斜，越是偏远地区的孩子求学之路越是艰难。农村学生从小学到高中不断减少，升学率和考上重点大学的概率亦是无法与发达地区的学校相提并论。而农村孩子考上了大学也难找到好工作，高昂的学费和收入水平根本不成正比，月薪2000多元钱的工资连养活自己都难，更别提回报父母、供养家庭。但初中都没能念完的同龄人，却比他们更早地进入社会赚钱，有一门手艺的更是成了高级蓝领，年收入10万元钱以上不成问题。
家住灯塔乡的杨晓军如今在一家国企工作。求学时，因为他的家庭条件和学习成绩两方面都不错，所以念完高中后考上大学。而他也一直成为周边孩子里最有出息的那一个，他的爸妈没少在亲戚和同村人面前夸他，也算是给家里长了脸。但在他家所在的村子，能考上大学的人很少，而家里有条件且有意愿让孩子上学的家庭本来就少，乡镇里学校的升学率更是跟市里的没法比。从小学开始，上学就是一种坚持。学校离家远不说，路况也不好，且学舍破旧、教学设备落后，高中之前不少学生甚至都没有见过电脑。学校里上学的同学越来越少，在小学还能和家附近的学生一起走，到了高中连一个村的都没剩几个了。可即便是这样的坚持，当时成绩最好的学生要想进入重点大学也很难。而且上大学几年的学费加生活费至少6万到10万元。杨晓军现在的工作月薪只有2000多元钱，不吃不喝也要5年才能赚回来。而与他同龄的幼时玩伴，有的初中没毕业就跟着老乡出去打工，做个泥瓦匠赚的就是他工资的几倍了。所以，现在农村的孩子要么跟着父母搬到了市里上学，要么就是成了留守儿童，等年纪够大了跟着出去打工，很少能听到谁家老人念叨着让孩子好好念书，将来考个好大学。
年过而立的“啃老男”
本报记者 王 超
人们常以“经济独立”作为子女长大成人的标志，但现在社会上出现了很多“长大不成人”、经济来源靠父母的“啃老一族”。这个“啃老”现象使被“啃老”的父母、亲友以及我们的国家和社会都面临着共同的尴尬。
32岁的袁益是土生土长的辽源人。虽然阳光帅气，但没有稳定工作，也至今未婚，是个不折不扣的“啃老男”。袁益是晚婚父母的独生子，虽然家境不算富裕，但父母一直对其宠爱有加。想要什么，父母再苦、再难都尽量满足。学习成绩虽然一直中上等，但高考失利没能考上大学。高中毕业后，袁益先后学过美发、电脑维修，但都感觉没有前景而中途放弃。22岁时跟朋友到南方打工，临行前父母给拿了3000元钱。可不到3个月袁益又因“背井离乡”的心酸背着行囊“打道回府”了。到家时，满身上下不到100元钱。现在的袁益从事电子商务工作，月收入也有2000元钱。父母不但从来看不到他的一分钱，还经常要“接济”他个千八百元钱。对于他至今未婚，父母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为了儿子能尽快娶媳妇，租房住的父母拿出了自己“养老钱”，为他贷款买了个小户型商品楼房。本以为儿子可以每个月自己付房贷，可自从买了房，每个月的房贷还是要年过60岁的父母用自己那仅有的退休金来为他还房贷。
袁益说：“我也心疼父母，我也知道自己这么大了还要依赖父母非常没出息。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高考前我也付出了应有的努力，但没考上大学的名单上就有我一个。我也试着去学习一些技能，可是我喜欢的行业费用大，费用小的我不喜欢。到南方也去过，可是苦大力我吃不了，不出苦力的工作又需要高学历。也想过自己创业，可那是需要投入成本的，没有钱就创不了业。我现在在咱本市给人打工一个月能有2000多元的收入，可是现在物价这么高，仅仅能维持我自己的生活花销，如果要交个女朋友那就经济危机了。我一个30多岁的大老爷们儿不但不能给父母创造幸福晚年，反而还要拖累他们为我操心。一想到这些我就很难受，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查询过相关资料，在咱们国家，城市里有30﹪的年轻人靠‘啃老’过活，65﹪的家庭存在‘啃老’问题。话说回来，像咱们这样的底层百姓，想要‘一帆风顺’的成就人生，我看是很难。”
打工容易创业难
本报记者 王 超
35岁的杨东是国家二级厨师。从15岁学徒到现在的“大厨”，从事餐饮行业已有20个年头，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酒店、餐馆都掌过勺。今年初，他和妻子都放弃了各自打工的单位，在离市中心不远的地方，租下了一个百余平米的临街门市开了个大众饭店，也经历了他人生艰难且失败的创业路。
之前，杨东在其他饭店打工时月工资保底是5000元，妻子在私企打工每个月工资也有2000元，每年能有小10万的家庭收入。去除生活所需以及儿子上学的花销费用，每年都能攒下几万元。但杨东总觉得打工没出息，自己是厨师，妻子可以充当一个服务员，何不开个属于自己家的“夫妻店”呢。于是，经过和妻子商量，俩人决定创业并将15万元的全部积蓄都投在了饭店上。杨东在为饭店选址、装修时憧憬着，但从注册、办理各种营业执照、许可开始，他开始感到有压力。饭店挂牌营业了，杨东认为这是他人生的新起点，也终于迎来了曙光。然而，这个被杨东全家寄予了全部希望的饭店，生意却远没有想象中好，多数时候是保本，有时一天连成本费用都卖不出来，眼睁睁地往里赔钱。饭店从开业算起仅维持了半年，半年后杨东就把这个曾寄予了全部希望的饭店出兑了。
杨东说：“我15岁从农村走出来跟师傅学‘上灶’，大一点儿了就边打工边学习，通过了逐级考试，2008年我拿到了国家二级厨师的执业资格。虽然近年来我无论在哪个城市、什么特色的饭店做主厨月工资都能达到5000元以上，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我总不甘心永远为别人打工。我想自己会‘上灶’，和媳妇儿一起开饭店一定行。挑选门面、地段好的门市房房租是‘天价’，地段不好的无人问津；装修，建材样样价格不菲；注册执照、办理许可起码要跑几趟，卫生和消防等部门还不定期去店里监督检查。我们自己认为已经按照规定做了，可是一来检查多半都有不合格的地方。最关键的是生意一直不温不火，虽然饭店不大，但一天的总费用也要好几百块。去除食材的成本，连起码的费用都赚不够，我就是干赔。所以，我趁着还没赔太多就及时出兑了。现在我也总结出了一个道理：身为一个普通老百姓，真是打工容易，创业难啊。”
高技能更重要
本报记者 王 超
高学历、高技能一直都是人们关注而热议的话题。然而，取得了高学历能否同样会有高技能，一直说法不一。有着全日制本科以上高学历又有较高专业技能以及综合素质的人才是有，但少之又少。有些高学历人群上了4年大学甚至是7年，毕业了才发现自己多年所学的理论知识到社会上能用到的寥寥无几。反之，一些学历不高但是对某项技术苦于钻研的人，却备受欢迎。我们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人和事。
市技师学院计算机专业老师兼班主任宫勋对此颇有了解。宫勋说：“技能与学历相比，用人单位更看重综合能力。很多人说学历是就业的‘敲门砖’，但是想要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只有敲门砖是远远不够的。想要在工作上有好的发展，‘技能’显得更加重要。学历只是求职的开始阶段，会为求职者带来一些‘入门’的机会。但如果只有学历而没能力那也是徒然。学历教育培养的只是基础知识，主要能力的培养还在于实践中的日积月累和日后工作中的锻炼。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在高学历人才比比皆是但蓝领技工等实用型技术人才炙手可热的就业形势下说明了一个道理，高学历并不代表就有高技能，想进步就得活到老学到老。现在时常有全日制专科、本科的毕业生到我们学校‘回炉’、‘充电’。记得两年前就有一个在大学里学习‘汽修’专业的男生，毕业后发现自己在书本上学习的‘汽修’知识根本修不了汽车。最后想明白了高学历不等于高技能这个道理，于是就到我们学校来学习‘数控’。通过自己的认真学习和勤于实践，两年后顺利进入了一家大型企业从数控机床的操作工人做起，听说现在月工资能达到4000多元。一个职位的薪资高低起初可能和学历有关，但随着工作经验的增长，个人能力的提升，学历反而被放到次要的位置。此时决定职业命运和薪资多寡的是工作经验与综合能力。所以在如今的社会上，只有脚踏实地的认真学习专业技术的理论知识、刻苦钻研实践，全面提高自己的技术能力，才能让自己的学有所用成为硬道理。”
向上流通的路该如何畅通
本报记者 刘红娇
就业难已是社会现状，当学历也不再是就业的金字招牌，越来越多的青壮年被迫成为了“啃老族”。导致现今年轻人谋求发展如此艰难的拦路石又是什么？
有人说，穷会成为穷的原因，富会成为富的原因。导致底层社会无法向上层发展的阻碍之一就是教育资源不公。教育是现代社会实现不同阶层流动的关键渠道，但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偏远地区学校的软硬件都远远落后于城市，使得农家子弟在高校的比例越来越少，凭借求学而“鱼跃龙门”的可能也越来越低。而在走出校门之后，普通人家子弟和农家子弟相比也并没有什么明显优势。好工作的招聘信息不流通，由人情社会打造出的一批批“垄二代”占据了好岗位的半壁江山。创业的艰难更是让没有资本和背景的普通人少了几分机遇和失败再来的能力。因为父母无金钱和权力，难以进入社会上升通道；有着强大社会资源的富有家庭的孩子，却可轻松获得体面工作及更广阔发展空间。在优质教育资源、好的就业岗位越来越偏向城市、偏向富裕家庭时，底层家庭子女的出路只会变得越来越窄。
当决定一个人成功与否的仅仅是家庭背景和人脉关系而非个人能力，又该如何畅通社会底层向上层转变的渠道呢？首先就是要拉近城乡教育资源的差距，提高农村学生的升学率，并且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别让农村的孩子在起跑线上就落后一大截。再就是要打破“岗位垄断”，创造公平的择业机会，别让那些好岗位变成“家庭模式”。最后就是有关部门为创业者提供更多的帮助，为他们创造更加广阔的发展环境。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不同层次人员的流动，有利于整个社会和谐。流动越活跃、通道越畅通，社会通常越有活力。这需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这样才能打造一个和谐的社会，一个只要努力向上，不论是偏远地区农民的子女还是城市居民的子女，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和上升的空间，都可能凭借自身的才华和拼搏改变命运的社会。
本版策划 咸凯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