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个教师节里反思:教育——想说爱你不容易

    前言:
    教育,关乎今天,更关乎明天。教育事业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立足今日、开启未来的崇高事业。
    回眸历史,从1985年设立第一个教师节至今,我们已经度过了30个教师节。30年来,教师的地位有了根本性的提高;30年来,涌现出了无数的教书育人的楷模;30年来,无数社会贤达为教育穷经皓首摇旗鼓喊;30年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国民素质显著提高,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欣然面对发展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冷静直面教育自身的问题。又一个教师节如期而至,在回望成绩、欣慰喜悦之时,在向所有的教育工作者和胸怀教育事业发展大局的人们表达敬意的时候,我们应该深刻、清醒地反思教育中依然存在的诸多问题。诸如教育资源配置不公、素质教育水平低下、人才培养注重功利、品德教育严重缺位等一系列让人忧心如焚的问题;应该反思钱学森发出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样振聋发聩的疑问。
    在我市教育发展事业中,多年来我们牢固树立“教育强市”的理念,始终把教育作为最基础、最重要的民生工程来发展。致使我市教育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严格学区划分、均衡发展基础教育、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强化职业教育、推动教育体制创新、恢复市直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与上海益课斯教育机构签订合作启动基础教育课堂教学改革等这些为提升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的一系列措施,让全市人民看到了我市教育发展的信心、决心和艰苦努力。但就目前教育存在的问题而言,想办人民满意教育、办一流教育,只能是“望洋兴叹”。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发展,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为了国家的明天和荣誉,为了人民群众对教育发展的渴望,为了媒体人的使命,本报在教师节之际策划此专刊,不仅是对教育工作者节日的献礼,更是要通过以下“八问”唤起大家对教育发展的更加深入、实际地思考……

    一问:素质教育的输与赢  能由分数说了算
    本报记者  汪 琳
    日前,在单位食堂的饭桌上,一同事提起了自家刚刚升入初中的孩子。她说,孩子上小学那会儿,老师很重视分数,对考试分数高的学生格外关照,而对分数较差的学生则一律被划分到“坏学生”堆里;上初中后,班主任管教依然很严,稍一溜号就会挨训、罚站,对分数的主抓力度有增无减。在当今的教育环境下,像同事家孩子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唯分数论英雄”的教学方式依然盛行,人们口中常提的素质教育、减负教学在分数面前都得“靠边站”,而无辜的孩子也可能因为“分、分、分,学生的小命根”这一定论决定了自己究竟“姓好”还是“姓坏”。
    曾几何时,“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一分压倒上千人”的想法成为广大家长传诵的育儿经,更成为众多教师开办课外补习班、加大作业量、占用自习课的堂而皇之的理由。素质教育提倡多年,但应试教育仍然“大行其道”,学生考试的科目不减反增,考试难度不降反升。近两天,记者走访了我市各大中小学校,不少家长纷纷反映,孩子初升高或备战高考时,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各科分数,较为柔性的素质教育给孩子升学带来的好处并不明显,学校和老师依旧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了考试成绩、升学率上。一位学生家长陈女士告诉记者:“我家孩子开学上初三了,学校把学生成绩一直抓得特别紧,无论大、小考,班级、学校都要排大榜,成绩进步了,老师点名表扬;要是成绩下降了、哪个学生拖了后腿,老师就会找家长、批评教育孩子。说心里话,我们当家长的也希望孩子学习好、考上好大学,但要是用分数牵制孩子、评价孩子的话,我觉得会对孩子的身心成长和今后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使学生和家长压力和紧张感倍增。”
    有此同感的高一学生家长吴女士袒露心声道:“都说‘一上中学孩子的小夹板就套上了’。我家孩子这一套就是好几年,我们看着心疼可也帮不上忙。现在升学考试不都看成绩嘛,虽然增加了体育加试,英语考试分值也降下来了,但录取分数线却逐年上升,试题也越来越难,孩子的学习压力不小。”吴女士还透露了一个“公开的秘密”:一直以来,全国都在倡导素质教育,要求学校不得擅自补课、增加晚自习,但不少教师以不能耽误教学进度、影响学生成绩为名,私自办班,把学生“拉出去”集中补习,并收取额外教学费用。如果不让孩子补习,老师在课堂上不再重复讲授,家长怕孩子学习会跟不上;如果让孩子跟着补习,孩子平时不仅没有休息日和假期,家长还得多掏一份“冤枉钱”。说实话,政策的初衷是为了减负,但现实中,却加大了家长的负担。
    当下,学校的教育模式顺着“成绩、分数”这根藤一路向上爬,使不少人对素质教育和“硬”式教育“傻傻分不清楚”,而对于素质教育的真实模样和实际益处,很多学生更是含糊其辞。
    早日摆脱高考这根指挥棒,早日走出“分数论”的教育怪圈,共享素质教育的真正成果,现如今成为家长和孩子共同的愿望。

    二问:学生能力的强与弱 一纸文凭难评说
    本报记者  王 超
    文凭代表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理论上讲,受过高等教育本该是具备高素质修养和高行为能力的人。但现在的大学遍地开花,从大学生到研究生比比皆是的今天,虽然受过高等教育的高学历人群数量多了,但是质量却大不相同。
    高学历虽然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并不能因为有高学历而一概而论。俗话说:“从小看大,三岁看老。”顾名思义,一个人的能力如何从小的教育培养很关键。一个人无论有多高的文凭,都需要用真正的能力来体现自己的价值。高文凭应该具备同等的高能力,高能力的培养也应该从教育开始。然而,什么样的教育才能培养高能力,什么样的教育才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我们身边很多幼儿园的中大班就已开始培养孩子的“听、说、读、写” 能力,有的幼儿园甚至开始给孩子留家庭作业。其实幼教目的是培养应幼儿的独立性以及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科学的培养方式是让孩子教育娱乐。
    初、高中学校硬性强制学生学习为的就是能进一步提高学习成绩,然后能离名牌大学更近一点,证明学校的升学率更高一些;考上了名牌大学的学生会继续沿着以理论为主的学习岁月往下走,有的甚至本科还没毕业就开始计划着考研,少数“学霸”级的学生能较轻松地考到国际名牌大学,但是对于这些中国“学霸”来说,到那些国际名校读书是进门容易却融入难,因为我们的学生只会学习,不会沟通,难以独立……国外的学生从出生到18周岁前都在不断接受独立能力的培养,有的甚至在读书期间都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企业。我们的学生是从幼儿园到高中都在“血拼”学习,只要熬过高考,考进了大学校园,就算是到了学习的终点,进了大学后就开始吃、喝、玩、乐。用天真烂漫的童年、少年时光,千辛万苦换来的一纸文凭。毕业后,除了学到了一些死记硬背的理论知识外,还要重新回到父母身边,依靠父母再次安排就业,负责他们的生活,“啃老”一族由此产生。

    三问:教师地位的高与低 岂能用金钱去量化
    本报记者  季式学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处境跌入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知识分子被冠上“臭老九”的头衔,成为社会最低的阶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教师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在生活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85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建立教师节的议案,会议决定将每年的9月10日定为教师节。自设立教师节以来,教师的地位从曾经的“臭老九”实现了向如今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完美转身,教师行业也从原来的地位低下转变成高高在上、令人敬重。
    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教师行业地位转换可谓是“翻天覆地”。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越来越需要人才,人才离不开教育,教育离不开教师,教师愈发地受人尊重,教师职业也越来越吃香。这使得一些身处名校,拿高薪的教师们不自觉地翘起了小尾巴,在行业内开始了“品头论足”,产生了我在名校、我是名师、我就高人一等的优越感,甚至把名气、金钱看得比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要重。表面上,教师的收入高了,但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却低了。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句名言阐释它最基本的含义就是所学要为世人之师,所行应为世人之范。“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也成了培养教师摇篮的北京师范大学校训,讲其灵魂的学与行,是传统师德的核心内容,看重的是教师的素养,而并非物质。
    中央电视台“寻找最美乡村教师”活动,大都是寻找扎根偏僻山区、对教育行业任劳任怨的开拓者,他们所处的地方远远不及名校,他们的收入与名校教师更是天壤之别,难道说他们的地位就低人一等?反之,他们朴实无华、任劳任怨地投身于自己喜爱的事业更显高贵。
    所以,作为教师,地位的高低在于价值、在于谁能树立良好的口碑。真正树人、树德的老师才能桃李满天下。

    四问:校长追求的名与利 育人做官怎抉择
    本报记者  刘红娇
    学校的中心任务和主要目标是促进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校长作为学校的最高级别的管理者,其职责涵盖了校园内的绝大部分内容,包括诸如系统地规划学校建设、形成并完善学习型组织、合理配置学校资源、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促使所有学生在学业上的进步等等。简言之,教育与管理,是一校之长的主要责任范畴,校长的个人素质与道德修养直接影响着学校的质量如何。有注重学生成绩的校长,学校里学习氛围必然浓厚;有注重文体的校长,学校里的各种特长生必然偏多。
    最近频发的高校新闻事件告诉我们,校长权力之大,也给滋生腐败提供了温床。现今,有一定规模的高校已然成为一个“小社会”,高校领导集教育家、企业家和行政官员三种角色于一身,内外监督形同虚设,使得高校领导权力过于集中,师生无法监督、无从监督。而校长们大权在握,独断专行,使得他们在谋取私利时几乎是“随心所欲”。于是乎,在网络的放大效应下,几颗“老鼠屎”彻底坏了一锅汤。在出现一些个别事件后, “开房校长”、“体罚学生”就成了网络热词,将一些踏实苦干的校长们所有成果完成抹杀。一夜之间,本是让青少年受教育、成长的校园,却让家长们在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校门时胆颤心惊,生怕自己的孩子在校园里会受到伤害和不公平的对待,这不得不说是我们教育体制的一种悲哀。再则,现实中,一些校长为了追求名利,想要出成绩、得实惠,不再研究“学术”而是研究“官术”,不再注重教育而关心如何升迁。
    遏制校园腐败的高发态势,就需要校长去行政化,让校长的任务变成给师生创造好的教育环境、学术环境、为师生服务,而不是整天研究学校要盖什么房子、由谁来建,让校长离“权力”远一些。同时,还应加强监督机制的建设。
    校长可以名利双收,但校长追求的当是教育之名、国家之利。追求的“名”应该是老师和学生心中的敬仰与爱戴,是母校走出的学子们发自内心的自豪感与认同感。追求的“利”应是他所培养出的一代代学子为他们自己、为这个社会、为我们国家所创造出的财富。如此,这个校长才是个有作为的校长,才是个回归教育本身的校长,才是个令社会和学生尊重的好校长。

    五问:师德建设的“表”与“里” 雾里看花难如一
    本报记者  李 锋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林;百年之计,莫如树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师之德,教之魂。千百年来,道德形象一直是老师的基本形象。因此,教育发展,教师是关键;教师素质,师德是关键。站在由知识、情感、理想、信念汇成的三尺讲台上,教师的一举一动可能会影响学生一生。师德不仅是教师应当遵循的行为规范,也体现着社会对教育的希冀。恪守师德,是教师职业道德的基本准则,更是一个社会的文明底线。铸造优良的师德就是在播撒美德的种子、收获明天的希望。
    师德是人心,是良心。教育不但是言传,更是身教。老师的言传身教,雕刻着孩子们的心灵,甚至影响人的一生。遗憾的是,现实生活中,一些教师价值迷失、道德失守,甚至师德沦丧,让“德高为师、身正为范”的传统美德在自己身上彻底消失。近年来,一些教师严重损害师德的现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玷污了教师的形象,刺痛了公众的神经。个别教师缺乏爱岗敬业精神,部分教师干工作以经济为杠杆,有钱就做事,无钱不作为,变相索要家长礼物等不良行为也时有发生。有的教师不专心教书育人,课堂授课浮皮潦草,课下有偿补课却劲头十足;有的教师为了扩大补习班招生,不惜采取给介绍人中介费、串联办补习班、一条龙办理等方式;有的教师动员去补习班或明说、或暗示,或东躲西藏,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甚至顶风冒着被开除的危险办班。有的老师不尊重学生的人格,对学生恶语相加,采取罚跪罚站等手段,甚至还有教师性侵学生……这些失德行为虽然不能代表整个教师队伍,但却让教师崇高的社会声望不断受损,让社会公众对心中那神圣的教师形象产生了无尽的质疑,更让公众对我们的教育有了担忧。高尚的师德,是对学生最生动、最具体、最深远的教育。试想,教师其身不正,让学生如何“亲其师,信其道”?这样的教育,又怎能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
    师德无小事,关系到国家的前途、民族的未来。《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给我们明确了师德的标准。但是,从另一个层面上讲,师德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很难用硬性标准进行衡量。如何守住师德“红线”、构建师德建设长效机制?教育部宣布出台“师德红线”,考核不合格可一票否决,体现出政府扶起师德的决心。然而,一纸行政命令能否涵养师德,尚有待观察。铸造美好师德,培养优良师魂,我们靠什么?
    师德建设,任重道远。教师道德情操境界的提升,需要自身的修炼、需要严格的规范,更需要社会的共同努力……

    六问:名师名校的实与虚 褪去光环几分真
    本报记者  咸凯慧
    在中国学生家长们的心中一直奉行着一句经典的话,那就是“不能让自己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于是乎,学前班、奥数班、双语教学等等名词迅速地盘踞在社会各个群体中。名校、名班、名师更是被家长们捧为心中至宝。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社会现象层出不穷?名师、名校真的如“传说”中的那么厉害?名校名师的光环褪去后,真的值得家长和学生还那么义无反顾地追随?难道普通学校里的普通老师就教不出对社会有用的栋梁之才?
    有人或许会说,没有名师,哪来名校?同样也有人会说,没有好学生哪能反映出教师的高明?不管如何说,师生的相互依存关系始终没错。在如今的教育理念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家长对“名师”趋之若鹜,生怕孩子进不了“名校”、遇不到“名师”。然而,据相关人士总结,“名师”其实是这样“炼成的”。
    首先就是生源问题。在我市,有的学校设立“尖子班”,在市民眼里,凡是此类班级的老师便是“名师”。事实上,很多老师不是因“有名”而教“尖子班”,而是因教了“尖子班”才“成名”。这些班级的学生个个成绩优秀,谁教他们谁成名。
    其次是课后补习班铸就了名师。如今,有很多老师在课堂上讲三分之一的内容,余下三分之二带到私人补课班讲。这种现象在办补习班的教师当中是普遍存在的。有的老师为了一己之私,通过课后补习赚取学生家长的血汗钱,铸就了自己的名声。像这种教师,连基本的师德都没有,即使真有本事,家长们还敢放心把学生送去他们那里学习吗?
    简而言之,现在想成为“名师”很容易,要么多带“尖子班”,要么多办补习班。那些一味追捧名师的家长和那些自认为是“名师”的教师们,你们让那些真正勤勤恳恳育人的却难以“成名”的好老师情何以堪?
    今年刚考上我市重点高中的一位学生家长说:“我女儿今年刚上高中,刚分完班,班级教师‘配备情况’听说是不太‘给力’。都是一些年轻老师,班主任还是教生物的。尽管这样,我还是觉得要想考好大学,并非和老师有直接关系,最主要的还是靠学生自己。她们同学中也有在‘尖子班’的,那里都是全市名列前茅的学生,就是让我女儿去,我都担心她跟不上,造成压力,导致没有兴趣学习。年轻老师可能缺乏经验,但是,她们充满了激情,她们精力充沛,一样可以培养出优秀毕业生。而且,哪个‘名师’不都是从这个阶段走过来的?我对这些老师还是很有信心的。”
    然而,又是什么造就了学子们的“名校情结”呢?选择一所好的学校历来都是众多莘莘学子的梦想。很多家长也都梦想着让孩子上名校。为了择校,家长们不惜财力、物力,托关系、找门路。但是,所谓的“名校”,真的是适合自己的学校吗?那些所谓的“名校”,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弄出的噱头吗?
    学校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塑造人、发展人。而如今的学校,为了塑造“名校”品牌,用尽一切办法。学校与学校之间较量、家长与家长之间较量、老师与老师之间较量。有的学校还收取高额的择校费,尽管如此、还是会让一些家长和孩子趋之若鹜。家长们,你们是怎样让孩子坦然接受高额择校费并且还相信高尚的品德、相信信仰、相信责任感、使命感的?“名校”也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加油添醋,张贴大红榜,把清华北大的考生信息照片往学校大门口摆放,这是在激励学子,还是为学校做“无言的广告”?所以,家长们还请理性看待“名师”、“名校”,我们要做的是捍卫教育公平。上名校不一定代表一定会成材。相反的,没有上名校却也成为栋梁的例子层出不穷。面对如今教育部门出现的乱象,还是要集广大学生和家长的力量,用平和心态面对择校、择师,给学生们一个公平的成长机会。

    七问:教育资源的多与寡 焉有底气说公平
    本报记者  刘红娇
    为满足全市适龄儿童与青少年的受教育需求,我市多所高、中、小学校共同承担着教育和培养“祖国未来”的重任。虽说学校里教授的课程都是国家统一的内容,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学校的教育资源与整体实力并不相同。比起市区内几所教育设施先进、师资力量雄厚的学校,边远地区学校的教学环境和教师团队数量都要差许多。在环境好的学校里,有独立的教学楼、有塑胶铺就的操场、有干净整洁的食堂、有先进的电教设备……在远离市中心的一些小学,只有几排经常需要修整的平房做教室,只有用消防沙铺地的操场。
    在这种情况的对比下,家长当然会想尽办法将孩子送到更好的学校去。于是,一场针对教育资源的竞争从孩子上幼儿园开始一直进行到高考。学区不对?没关系,咱们可以搬家;成绩不够录取线?没关系,家长出赞助费。家长们当然认为环境好、师资雄厚的学校能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所以,努力将孩子送入这些名气盛的学校,而这些学校也因为吸纳众多学生而需要继续扩充实力以满足需求。这些学校为了自身的发展,扩招更多的优秀教师、提高薪资待遇,增加教学设施、优化教学环境,再继续招收更多的学生。这使得边远学校的老师转向市区学校,使更多家庭有实力的学生汇聚这些更有实力的学校。而边远的普通学校招收的学生则一年比一年少,老师流失一年比一年多。比起动辄五六千名学生的市区内小学,边远的小学则只能做到六个年级六个班,全校师生加一起仅有五六百人甚至更少。上述现象进一步加剧了我市校际间的差异,导致“薄弱”学校教学质量江河日下,生源严重短缺,学校发展陷入恶性循环状态。
    同时,教育资源的不平衡也造成了一些“优秀教师”的枉自尊大。学校之间的差距让这些享受更高规格待遇的老师们找不准自己的位置,被捧惯了、宠坏了的他们不再满足于做一个普通的“教书匠”,而开始享受起由学生成绩带来的成就与名利,滋生了各种以谋利为目的的行为。而家长为了让孩子在求学时能得到更多的照顾,也势必会助长这些行为的发生,而本该享有公平教育机会的学生们,他们的求学之路也开始变了味。
    教育公平是本着有教无类、让所有儿童与青少年享受到平等的受教育权利。教育资源的不平衡正是影响教育公平的重要因素。孩子的受教育程度影响着整个家庭的未来。试想,如果多花钱就可以进到重点学校、可以听到名师讲课,那些“先天不足”的学生必然会拉大这种因财富造成的距离,加剧贫富的两极分化,激化社会矛盾。想要孩子到更好的学校接受教育本无可厚非,但家长能做的也就是加大投入,如果不能尽可能地做到教育资源的均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只能离教育公平越来越远。

    八问:公办民办的得与失 竞争不公“根”在哪
    本报记者  赵 强
    当前,我国教育主要存在着两种形式:一是公办教育,二是民办教育。二者之间存在着必然性、合理性。但由于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造成了两者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客观上讲,民办教育的出现,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已成为打造教育强市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光环的背后,我们也看到了民办学校的生存之忧——自从免费义务教育政策出台,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公办学校学生人数的大幅度上涨,而民办学校的学生人数出现了下降的尴尬局面。民办学校仍面临众多阻碍和制约,在掣肘中前行,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普遍状态。
    长期以来,公立学校在教育领域一直占据着绝对垄断的地位,使其自身产生了唯我独尊的心态。多年以来,其沉闷的教学课堂无法焕发学生活力、提高效率,素质教育也仍旧步履蹒跚无法冲破重重藩篱,自然就导致了如此情形——教育教学质量低下、管理混乱、教师积极性不高。相反,一直在“夹缝中求得生存”的民办学校却一步一个脚印儿孕育出了一些公办学校无法比拟的特质优势,比如高质量教学管理体制的构建,课程教学设置的决定权、自主权,有限资金的充分利用,对特困学生给予减免学费、伙食费等特殊照顾……然而,从政策和制度上,民办学校却很难与公办学校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特别是,公办学校除了由政府拨款外,还可以享受到很多体制内的行政特权,比如学生录取批序、招生地域划定范围、学校级别评估等,而这些,都是民办学校遥不可及的梦想。而对民办学校来说,生存问题则无时不在,硬件设施、师资力量、教育经费等都没有保障。此外,社会舆论的偏见也为民办学校带来了重重压力。提及民办学校,一些市民会认为民办学校不如公办学校好,比如教学质量差、学习氛围不好,如此便导致了社会认同的偏颇,在一定程度阻碍了民办学校的发展。而且一些家长不惜缴纳上万元的择校费让自己的孩子就读于公办学校,也不愿意将孩子送到民办学校读书。于是,给民办学校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难题,承受着巨大的人力和物资的压力和挑战。
    其实,对于民办学校而言,虽然在数量上不及公办学校占有优势,然而,民办学校在教育上的重要性,绝非数字的多与少能够衡量。我们应该认识到,民办学校作为一种新型教育资源的补充,参与到市场化的竞争当中,将有利于优化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
    上海的民办学校受到市民的热捧。这些民办学校不但教学内容丰富,而且环境和设施都比较好。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民办学校的教育理念和管理水平都是非常先进的。因此,相比之下,传统公办名校的竞争力则显得有点弱。民办学校的存在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不仅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影响,对于中国教育改革未来发展的方向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摆正观点、正确对待,努力使公办学校、民办学校各自发挥其最大的潜能。因此,创建一个合理的制度环境,注重正面的宣传报道,积极引导社会公众和学生、家长正确看待民办教育事业,为民办教育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才能推动区域基础教育转型、打造良好教育生态的基础。

    思考:
    如果把国家的建设喻为建一座大厦,那么,教育则是建设大厦的基石。教育改革关系个人、家庭、国家与民族,唯有让人民看到教育的希望,才能看到所有的希望。未来,中国教育向何处去?这是一个需要全社会成员一起来深思、来破解的问题……

    本版策划  咸凯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