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玉海（二）
施玉海（二）
施玉海曾担任中国煤矿工会东北委员会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委员、辽东省政府委员、辽东省中苏友好协会理事、西安市（现辽源市）政府委员等职务。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11月又被选为中国矿工代表，出席了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开的国际矿工节第二届代表大会。
1901年11月26日，施玉海生于河北省阜城县邓庄一个贫农家里。为讨生活出路，18岁就到船上当雇工，直到38岁才举家到东北西安煤矿下煤洞子当窑工。20年的水手生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使的是牛劲，吃的是猪食！”“一拉上纤，恨不能把脑袋弯到地上。”由于他常年和惊涛骇浪搏斗，炼就了他机智、勇敢和刻苦钻研技术的性格。他回顾在水上作业提心吊胆的情况时说：“一脚滑到水里，就会把命送了；一股狂风，就能把船刮翻；撞到桥桩上，又会把船撞碎；一不小心，就会弄个家破人亡。”
1939年施玉海来到西安煤矿的时候，在日伪统治下的矿工，每天都要被逼着在坑下干12个小时以上的繁重体力劳动。矿工们的衣服、被褥都破烂不堪，许多人累弯了腰、驼了背，有的吐血，过着“吃橡子面、糠菜和喝凉水”的生活，被公开称为“会说话的牲口”，终日不得温饱。特别是日本侵略者推行“以人换煤”的“人肉开采”政策，采用打冒顶等高落式采煤法，顾煤不顾人，穷凶极恶地掠夺煤炭资源，矿工伤亡事故每天都有，重大事故频繁发生，天天都要从煤洞子里往外抬人，不是死就是伤，大批矿工被夺去了生命。对于阶级兄弟的不幸遭遇，施玉海感到非常痛心，一追究造成这种不幸的原因时，他立刻燃起了仇恨日伪统治者的怒火。为了保护矿工的生命安全，他曾多次同日本监工和汉奸把头进行机智勇敢的斗争。
施玉海在日伪时期领着12个工人采煤。有一次用火药爆破煤层，煤雾还很浓的时候，一个日本监工便强迫他带领工人进去采煤。施玉海知道在浓烟下操作，不仅严重侵害工人的健康，更重要的是爆破后的煤层顶板随时都有塌落的危险，必须把炮烟排除，经过处置后才能操作，但在浓烟下却看不到这种情况，因此随时都可能造成人身伤亡事故。施玉海用了各种斗争方式，硬是没有让工人立刻进场子里操作。恰在这时，顶板上的一大块煤冒落下来，避免一次重大伤亡事故。不久以后，施玉海那个组去执行开辟坑道任务时，虽然那里有半尺多深的水，日本监工班长和把头还是强迫他们进去操作。这时，施玉海采取了另一种斗争方式，先挖一道水沟，把水流放出去，再去操作。在旧社会漫长而又艰辛的岁月里，他养成了与压迫者抗争、与大自然搏斗的独特本领。
1947年6月，西安煤矿解放了。施玉海看到中国共产党和行政、工会干部处处关心工人生活。特别是非常关心工人的安全，使他确实感到“世事变了”！他以翻身做主人的喜悦心情积极投入矿井的恢复和生产，被选为矿民主管理委员会成员，参加讨论全矿安全生产、建设的大事。施玉海带领他所在的采煤组排除坑内积水、修复冒落巷道、扑灭氧化后的自然发火煤层，把遭受日伪破坏的采区恢复出来，月月实现安全生产，超计划完成煤炭生产任务。
1948年10月，施玉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他在党的教育下，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切实感到自己当了矿山的主人。“既是当家人，就得好好爱护自己的家业，一把锹、一根绳，都要保护好。不这样，就不是当家人，就是败家子！”施玉海常常拿这个话去教育组里的工人。
1949年3月，施玉海小组开掘一段通风道，由于煤质酥脆，在30公尺一段路上全部塌落，把通风道堵塞。直接领导这里工作的股长，当时就下令停止操作。因为这时沼气喷出量很大。煤层又随时可能继续塌落，这两种危险都可能造成工人伤亡事故。施玉海也知道继续在这里工作很危险，但他又考虑埋在这里边的近1000吨煤炭、100多根木料，和一些用大块钢板做成的“溜子”……都是国家的财富啊。基于这样的想法，施玉海和本组工人周密计划了一个抢救坑道的方案，向股长建议，方案被批准后，他立刻着手进行工作。这条风道被堵塞，他们设法从另一条通风道绕到里边那个进口，施玉海首先自己进去“探险”，凭他多年的操作经验，查明了这里的沼气虽然严重，还是可以轻轻工作的；顶板的煤层也比较坚固，不致马上塌落。这时他才把一个有经验的老工人叫来，轻轻地收拾那里的煤，只要弄好1公尺的地方，立刻支起柱子，防备继续塌落，其他工人进来也有站脚的地方；另一方面，他又和工人想了很多办法通风，把沼气冲淡，改善了工作环境，消除了事故隐患，按照预定的计划，抢救了这条风道里的全部物资。
西安煤矿解放初期，由于落后的采掘方式和生产工具和长期封建迷信思想对工人的束缚，煤矿的伤亡事故比较严重。党和政府及时提出了安全生产方针，要求保障工人的生命安全。施玉海入党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带领他的采煤组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推行“分层正规采煤法”，把日伪时期的那种伤亡率大、回采率低（只能采出蕴藏量的30%）的大冒顶采煤法改为回采率高（能采出蕴藏量的60%~80%）、伤亡率低的分层正规采煤法，开创煤矿安全生产先例。
推行“分层正规采煤法”，是废除日本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不惜牺牲矿工生命的掠夺式采煤法，是变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煤矿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煤矿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是两种社会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是新中国煤炭工业的一次大革命。1949年，矿上开会动员进行正规采煤——用分层长壁式采煤法来代替高落式（大冒顶）采煤法，施玉海第一个响应。他在第二天召开的全组动员大会上说：“咱煤矿就是靠工人，有工人啥都好办！假使保安不好，死伤了工友，那生产再多煤也不核算！”他极力向工人宣传正规采煤是安全好、扔煤少、又能多出煤的好法儿，打通了各种思想阻力，成为东北煤矿实现分层正规采煤最早的采煤组。
多年的矿工生活，施玉海积累了丰富的坑下经验。他经常在组内进行“安全第一”的思想教育，像对待亲兄弟一样关心爱护全组工人。他说：“坑内干活保安为首，只有生命安全以后才能谈得上生产。”他以过去井下事故实例，剖析事故发生的原因，帮助老工人转变了“生死由命”的迷信思想，帮助青年工人转变了“怕死别下井”的错误认识，使全组工人认识和懂得了“自然灾害是可以战胜的、井下的人身伤亡事故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样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道理。
解放初期，在老矿工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宿命论。施玉海小组迷信最深的是老矿工张立书。他说：“人是生有得、死有处，该着在哪死怎么也是逃不开的！”他家里供着“老君爷”的牌位，还经常到日伪统治时期修建的“老君庙”里去烧香、磕头，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老君爷”来保护，误为“老君爷”是主宰矿工生命的“神”。甚至，施玉海小组被评选为安全生产模范组时，他还说这是“老君爷”保佑的。他有这种想法，工作就不可能积极工作，每月最多也上不了20个班。施玉海对张立书进行教育的方法主要是“想想从前、看看现在”，用各种生动具体的事实，说明一个真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保护咱们矿工的真神！天长日久，张立书的思想逐渐转变过来了。特别是1950年春天，他们在一起操作时，张立书站的地方一块煤将塌落下来，他还不觉得。施玉海一看，急忙喊他：“快出来！”张立书一转身，那块煤塌落下来了。从那时起，他更加信任施玉海了，再也不供“老君爷”的牌位了，工作也积极起来了，每月都是上满班。
（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