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煤矿民主政权的建立和锄奸反霸斗争
西安煤矿民主政权的建立和锄奸反霸斗争
1947年6月3日，我军第二次解放西安，同时接管了矿山。党派来一批同志到矿山工作，组建了矿电委员会，由阎沛霖同志任总经理，分工抓矿山工作；汪德芳同志任副经理，分管发电厂。两个月后，矿区与发电厂分开，成立了西安煤炭公司，阎沛霖任经理，汪德芳任电业公司经理。同年9月，矿山监委成立。由辽宁二地委书记李砥平同志任监委，陈耕夫同志任副监委常驻矿山，周鉴祥同志任副经理。由于党的组织未公开，所以监委实际上是党的领导机构，矿区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即由陈耕夫、阎沛林、周鉴祥等同志担任。
1948年夏，西安矿务局成立，周海同志任副局长，局长暂缺。同年9月，辽宁省委、东北财经办事处派刘汉生、王树人两同志来西安矿务局主持工作，原任辽宁省委组织部部长的刘汉生同志任西安矿务局局长，王树人任副局长。1947年8月，矿区总工会成立，张伯良任主席。不久，张伯良同志调走，胡东皓继任工会主席。同年末，刘汉生调走，王树人任局长，周海、周鉴祥任副局长，王世明任局秘书室主任。
1947年7月至8月，各矿先后按矿工及家属的要求，与汉奸、把头进行了斗争，揭开了矿区民主改革的序幕。最先行动起来的是富国矿，领导斗争的是于春同志。在他的带领下，清算了伪职员赵作舟和开妓院的老鸨，并把古仙村一个民愤极大的伪村长郑树武处决了。但是，矿山刚刚解放，群众有顾虑，所以，这一斗争不久即停止了。为了总结经验、以利再战，工作队从基层抓起、从发动群众入手，进行了全面的动员工作。这项工作主要是由矿区工会出面，按照党内的决议进行的。工会深入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向广大工人宣讲党的民主改革的方针政策，使一部分苦大仇深的矿工很快团结在党的周围，被吸收为骨干分子。但是，由于四平还被国民党军队占据，一些反动分子企图反攻倒算，卷土重来，进行反革命宣传，蛊惑人心，采取各种手段反对民主改革。有一部分群众存在着种种顾虑。因此，工作队分别深入各矿，进行工作。刘宏欣、马竭、王杰、白玉林、苏醒等人分别到太信、东城、大成、富国任工作队长。
工作队到井口后，首先深入大房子找独身矿工向工人宣传党的政策。经过初步宣传教育，认识到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压迫，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有了很大提高。
工作队因势利导，为了将反把头斗争搞深搞透，局里决定在普遍教育的基础上，全局又集中培训骨干。1947年12月下旬，在东山又集中全局骨干分子办学习班，集中食宿。参加这次学习班的有刘传儒、薛景坤、沈殿元、张洪有等工人骨干分子100多人。
学习班由陈耕夫同志主持。学习中首先启发工人诉苦，然后挖苦根，引导工人自觉革命。太信三井工人李铭贵在诉苦中讲到父亲被外勤打死，妹妹被糟蹋致死，死后连棺材都没有的情景时，失声痛哭，愤怒悲痛的气氛笼罩了整个会场。广大工人抑制不住心头的怒火，强烈要求“血债要用血来还”“冤有头债有主”“杀人者偿命，欠债者还钱”。会场上群众激奋，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斗争洪流。
工作队感到这时骨干力量已经形成，斗把头条件已经成熟，决定对罪大恶极的把头、外勤进行统一逮捕。经过培训，3人编成一组，由两人执行逮捕任务，一人持枪配合。午夜两点由东山出发，三点开始行动，等人到齐以后，用多个手电筒绞在一起射向天空的光柱作为联络信号。6点之前，将名单中的把头、外勤全部抓获归案。
斗争会由骨干分子主持、工作队配合。各工作队组织工人设立临时法庭，其中有审判、监督、执行的，并设有陪审员，政府代表（工作队负责人）参加了审理。有的一直开到深夜，群众还是不肯离去。
为了防止斗争扩大化，严肃了纪律，再次申明政策，提出了“树立斗志，打掉敌人威风，彻底斗垮外勤把头”的口号。
在斗争会上，群众高呼“彻底坦白、彻底认罪”的口号，昔日为非作歹的把头、外勤听到口号声，缩成一团。泰信一井把头徐富，过去靠日本人势力欺压工人，无恶不作。一次，他强迫一名工人搬家，这名工人的妻子快临产了，行动不便，徐富穿着皮鞋，上去就是一脚，孕妇当场死亡。工人听到后，怒不可遏，当场把这个恶贯满盈的把头打死。全矿区共处决了30余名恶贯满盈的把头、外勤。其中，有泰信矿的宋大金牙、高二楞子；大成矿的郭麻子、刘振海、刘玉山；东城矿的刘贵生；富国矿的谷学荣等。罪大恶极的反动把头和外勤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斗倒了把头、外勤，摧毁了旧的封建把头制度，砸碎了旧的规章制度，工人们扬眉吐气。从此，矿山获得了新生，广大矿工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生产积极性十分高昂。
民主改革中，注意了对技术管理人员积极性的发挥和保护。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中，虽然很多人为日伪和国民党反动派干过事，但是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是为了谋生。解放后，他们又多数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所以对大部分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了妥善安排，有的仍留在原岗位工作，对表现好的委以重任，安排他们担任了矿长、井长、科长、工程师等职务。如富国矿的关路山、泰信矿的马永悦、东城矿的刘正大和局机关的王广盛等人都被安排在领导岗位上。这些留用人员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建设新矿山作出了贡献。同时，局里还留用了一些日本籍的技术人员，他们中大部分人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当时全局四个矿，连同平岗在内，共有15个主要井口，其中50%已经停产。由于战争，四梅铁路中断，矿山急需的坑木运不进来，给生产带来极大的困难。各井口采区水、火、瓦斯灾情严重，对生产安全威胁极大。局党委派张大有为救护队长，处理各井口的险情。在恢复生产中，救护队做了大量工作，仅大成二坑就抽出井下积水1.5万立方米，恢复工作进度很快。许多工人一干就是两个班，热情极为高涨。
在恢复生产的同时，矿山积极支援前线。特别是我军进入反攻阶段，而四梅线运输中断，四平前线急需物资运不上去。为恢复交通线的通畅，矿务局派出以沈殿元为首的128名青年矿工参加修复铁道的工程，他们路旁扎营，风餐露宿，夜以继日，很快完成了任务，恢复铁路运输。
矿务局提出“多出煤炭，支援前线”的口号，通过开展劳动竞赛，保证了生产任务的完成。由于民主改革确定了广大矿工的主人翁地位，矿山的生产面貌发生了急剧变化，1947年全局产量13.4万吨，1948年即达到69.4万吨，增长了四倍多。
（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