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丰县的剿匪斗争
东丰县的剿匪斗争
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在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总方针的指引下，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我军到达各地之后，要立即收缴敌伪武装，加紧剿匪工作，严厉镇压汉奸和敌特分子，摧毁伪满政权，建立民主政府，安定社会秩序，迅速恢复生产……”的具体方针和任务。
史敏之县长等接收东丰县之后，立即解散了地方维持会，取缔了国民党县党部及其所属的反动组织，建立了县、区人民政府和武装部队，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减租减息，除奸反霸，剿匪清算斗争，很快安定了社会秩序，使东丰县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匪情
东丰县地处长白山余脉，境内山峦起伏，森林密布，在战乱年代，更是盗匪出没的地方。“八一五”光复后，乘政局混乱之机，盗匪蜂拥而起。更为突出的是，国民党为了独霸东北，大肆收买网罗了一些伪官吏、地痞流氓和土匪，委以少将、先遣队大队长或校尉一级的团长、营长和连长等官衔，过去的一些经济土匪摇身一变，成为“双料货”，既是以抢劫民财为目的的经济土匪，又兼以反对和干扰、破坏我军收复东北，建立民主政权的政治土匪，官匪相护，狼狈为奸，气焰嚣张，危害极大。据资料记载，东丰县土匪活动情况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八一五”光复到1947年二次解放东丰县城为止，计1年零8个月时间，这段是我党接收东丰，建立民主政权，转移农村，坚持敌后斗争阶段。全县有30多个匪帮绺子，一个绺子少则十几人，多则百八十人到二三百人。这些土匪有四梁八柱骨干分子227人，一般土匪五六百人。其中，较大的土匪绺子有“全山大局”“胜武”“混江龙”等6个大绺子。这些匪徒在经济上拦路抢劫、打家劫舍，捐大界、压牲畜，掠夺人民财产，危害人民的生命安全；在政治上与我人民政府为敌，同我部队作战，枪杀我军侦察人员或掉队干部、战士，袭击县、区人民政府，抢劫枪支、弹药和装备、物资，杀害地方干部、战士，破坏我政府开展的减租减息，除奸反霸，剿匪清算斗争等工作，扰乱社会秩序。
第二阶段：从1947年5月25日，我军全歼国民党驻守东丰县城之敌青二师六团和县保安大队、清剿大队收复东丰县城开始，到1947年底，计7个月时间。由于敌军节节败退，我军乘胜追击，部分溃逃的国民党官兵，特别是那些投靠国民党军队的一些地方土匪和部分土豪劣绅又拉出来上山为匪；过去的一些惯匪，也趁我地方政权没有组建起来的混乱之机，又重操旧业，干起抢劫勾当。这段时间全县境内就有“飞侠”“双龙”“胜武”“治国军”“合局好”“靠山”“东侠”“登山好”“飞龙”“林中好”“靠山好”“全林好”“大战北”“双阳”“中队长”15个土匪绺子。另外，还有邻县的大小股土匪绺子，也常窜入我县境内为非作歹，残害人民。这些土匪活动的特点是除少数经济土匪外，绝大部分是政治土匪，其主要罪恶目的是杀害我干部、战士和农会干部、会员，制造骇人听闻的事件，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土地改革运动。
剿匪斗争
两个阶段匪情是相当严重的，影响之深，危害之大，是不言而喻的。面对这种情况，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关于消灭土匪的指示和省、地委的安排部署，具体地做了消灭土匪、安定社会秩序的战斗部署。全县分两片，由领导干部带领县城防司令部和后来的县独立营，闻信就到，见匪就剿，分头消灭大小匪帮。具体消灭措施是：
一、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密切配合消灭土匪
1945年11月下旬，我主力部队20旅58团在东丰县南部与清原县毗邻的山区消灭一股土匪，俘匪400余名，击毙20余名，缴获炮2门，步枪200余支，及其他战利品。
1945年10月中旬，共产党派干部接收东丰县之后，立即解散了地方维持会，取缔了国民党县党部及其反动组织，国民党残余势力不甘心失败潜伏在地处偏僻的金凤岭、徐家炉和张飞沟一带进行地下活动。他们利用封官加冕等手段，收买了土匪胡百和（匪号混江龙）、穆宝琦（匪号四季好、别名董四季）、魏振龙（匪号刁龙）、金海山（匪号金山）、苑景荣（匪号双侠）等土匪绺子，同时网罗了以王兆坤、王芳、刘成功为首的“大刀匪”，先后拼凑了200多人。
1945年12月27日晚，国民党县党部主要负责人孙昌保、润清等向匪首颁发了以国民党东北军司令罗大愚署名的委任状。委任董四季（四季好）为少校营长、张绍清为上尉营副、委任魏振龙（匪号刁龙）、胡百和（匪号混江龙）为上尉连长。
1945年12月28日半夜，这些匪徒集中在徐家炉村杀猪大吃大喝一顿之后，向东丰县城进犯。进犯时分成三伙：第一伙由匪首王兆坤、刘成功带领七八十名“大刀匪”匪徒；第二伙由匪首董四季和张绍清带领七八十名土匪；第三伙是国民党县党部成员和一些伪官吏组成的所谓“接收”东丰县民主政府的大员。
1945年12月29日拂晓，匪徒们冲进东丰县城北门，而后分三路杀向县城防司令部、东海支队驻地和弹药库。攻击城防司令部的几十名匪徒“冲啊”“杀呀”地叫喊着直奔小黄楼（城防司令部驻地）。冲在前面的七八十个“大刀匪”扑到楼前扎伤我干部、战士各1人后冲进一楼，有2个匪徒沿着楼梯冲向二楼的时候，县长警卫员韩志德同志甩出两颗手榴弹，炸毁了木楼梯，炸死2名冲上来的匪徒。这时在二楼住的警卫班和史县长以及辽吉边区工委书记薛绍庚和警卫员一起参加战斗。住在一楼的警卫班和公安局侦察员也一起参加战斗，在不到30分钟战斗里，打死打伤不少匪徒。其他匪徒惊慌失措地向来路逃窜，在溃逃中“大刀匪”大法师刘成功被击毙。攻击东海支队和弹药库的匪徒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东海支队在司令孙炎、政委王方和军区司令员解沛然的直接指挥下，轻重武器一齐开火，把“大刀匪”打得鬼哭狼嚎地向来路逃窜，在这场不到30分钟的激烈战斗中，击毙“大刀匪”11名（击伤的未统计在内）。第1伙“大刀匪”败下阵来，第2伙土匪掉头就跑；第3伙所谓县党部“接收”大员，更是逃之夭夭。
国民党地下县党部蓄谋已久，精心策划攻击东丰县城，颠覆民主政府的阴谋就这样破产了，以他们失败而告终。
这次暴乱平息之后，为了消灭这3股反动势力，东丰县公安局派出几名侦察员跟踪侦察。查明这部溃敌大体上有以下几个去处：一是国民党县党部的大部分成员逃到四平找他们的主子去了；个别人潜伏在东丰，继续拉拢土匪“大刀匪”，等待时机，妄图东山再起。二是土匪有的绺子在匪首带领下继续干着他们的抢劫生涯。也有的土匪洗手不干，归家务农去了。三是“大刀匪”大部分在匪首王芳、王兆坤利诱下溃而不散。这3股势力剩余的五六十人窜到朝阳坡的史大院（今大兴乡福利村三组）一带活动。
根据这种情况，县长史敏之、辽吉边区工委书记薛绍庚一同商量后，向辽吉军区要1个步兵营，由东丰县地方武装配合，在1946年1月2日拂晓，出其不意地包围了史大院，大部分土匪被打死打伤，并当场俘获了国民党东北挺进军三旅参谋长王兆坤和在飞机场投敌叛变分子沈海涛（原为我军守护机场的1个班长），被东丰县民主政府处决。
1946年2月10日（正月初九）“胜武”匪帮（马匪） 30名匪徒在横道河二道沟北山抢劫。我驻山城镇的铁路护路队听到这个匪情，立即赶来，包围了这股土匪。激战1个小时，打死2名土匪，打死大黑马1匹，余匪逃往西丰县境内。
1947年6月26日，匪首郭金成带13名匪徒，乘张有珍区长带区中队上大兴护送担架之机，偷袭我黄泥河区政府，后窜到永合乡老虎沟一带活动，被我主力部队侦悉，于1947年6月29日包围在老虎沟后岗，全部抓获。6月末张有珍区长回区后，经过调查，挖出隐藏在区政府内部的土匪张洪斌（是他勾结郭匪袭击我区政府的），给予处决。
1947年秋，县委副书记李觉民同志，带领主力部队2个连的兵力和县城防司令部2个连队，负责北片剿匪工作，仅在那丹伯石头顶子、二道河子、西苇等地消灭了“春山好”“郗来好”等5股土匪。
二、邻县地方武装联防齐心协力，消灭土匪
在与主力部队配合的同时，根据土匪到处流窜，出没无常的特点，通过与各县武装力量联防有力地开展了剿匪斗争。东丰县在整个剿匪过程中，南片与西丰、清原二县联防，北片与伊通、磐石、西安、双阳四县联防，互相配合，统一行动剿灭土匪。在消灭“全山大局”这股大的土匪绺子过程中，由于谷县联防，密切配合作战，全歼灭了该股土匪。
“全山大局”匪首“大柜”郑庆海是个惯匪。“九一八”前曾拉竿上山为匪，招兵买马，不到几个月的时间拉成上千人的土匪绺子，报号“全山大局”，为害一方。“九一八”后投降日寇，当了辽源铁路局的巡道警官，后被解职回家务农。
1945年“八一五”以后，他与惯匪“老北边”串通勾结地主、警察、伪屯长、地痞流氓和伪职员，又建立土匪班底，而后于1946年2月7日下午5时，抢劫了东丰县沙河镇区政府，打伤区长王兴亚同志，打死厨房大师傅，抢走了区政府的两枚印章，苏军红票4万余元，步枪30余支，手枪2支，子弹1800多发，手榴弹2箱，衣物（区中队装备）和洗劫商号的财物两大车。
事件发生后，逃出来的区中队班长赵宗柏、战士刘恩贵连夜跑30里路到黄泥河区政府打电话向史县长报告了情况。史县长当即带顾县城防司令部第二连全体官兵连夜出发，第二天9点到达沙河镇区政府，研究分析了事件发生的原因、土匪去向及其可疑分子，逮捕了伪警察署长李遇春、警尉王喜廉以及叛徒傅德海的老婆和舅舅，同时搜查了赵璧（土匪字匠）住宅，抄出进行反革命活动用的油印机和用大萝卜刻的反动印章等罪证，并及时组织部队追击。
这伙匪徒抢劫我沙河镇政府之后，啸聚寒葱顶子山上，四处为非作歹，被我五县（东丰、 西安、伊通、磐石、双阳）联纺队包围，激战2个多小时，在我猛烈围剿下，这股土匪靠山高林密、熟悉地形的有利条件，向大兴镇青峰顶子方向逃窜，在青峰顶子一带活动半个多月，抢去500多匹马。1946年2月下旬，又窜回沙河镇姑娘坟一带活动，残杀我4名侦察员。
1946年3月份，“全山大局”招兵买马，网罗吞并一些小股土匪绺子，发展到200多个匪徒，分7个小帮活动在东丰、磐石、伊通、双阳、西安、西丰等边陲地带。
在我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紧密配合、跟踪追击下，这伙土匪于1946年5月初不得不逃往西丰县碧玉屯，与“东北大局”汇合。“全山大局”的“大柜”郑庆海和“东北大局”的“大柜”董金山搞会盟仪式（磕头拜把子）妄图联合对抗我之围剿。东丰县大队尾追到碧玉屯之后，与西丰县、清原县联系，统一行动，于1946年5月17日晚将这两股土匪包围起来，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并配有六〇炮，战斗十分激烈，战斗到后半夜2点多钟，匪徒被我方猛烈的火力压住，丧失了还击能力，看大势已去，实行突围。在突围中“全山大局”的“大柜”郑庆海被我方击毙在小马圈沟屯，整个战斗歼灭土匪100多人。“全山大局”的参谋长于长江和“二柜”吕焕章带领88个残匪，投靠了驻大兴镇的国民党二〇七师，当了搜索队。
1946年2月中旬，匪首罗万德（匪号“保国”）带领12名土匪到西丰县振兴区柳泉屯捐大界，抢劫群众钱物。这时正赶上东丰、西丰两县的县大队联防队200多人到振兴区剿匪，侦悉到匪情之后，马上奔赴柳泉屯，将这股土匪包围起来，当场击毙匪首“保国”罗万德，其余的有的被打死，有的逃跑了。
三、加强政治攻势，分化瓦解匪帮
东丰县在武装围剿土匪的同时，各级政府通过各种形式包括召开大会、讲政治形势、讲党的区别对待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指明走坦白从宽、重新做人的出路。同时，召开各种座谈会和个别谈心等形式，做好匪属的思想工作，使其提高觉悟，动员其亲人弃暗投明。又教育群众不要歧视匪属和自首归来的一般匪徒，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方面的困难。这样更有利于争取改造那些误入匪途的人。经过这样的过细的工作和相应的政策，使匪属真正认识到，只有悬崖勒马、回到人民中来才是真正的出路，再也不能执迷不悟，越陷越深。这样一来， 一些因家庭生活所迫或是上当受骗而误入匪途的一般土匪，开始醒悟，大部分下决心弃暗投明、洗手不干。回到家乡后，向区村政府坦白自首，交出武器，回家务农。对归来坦白自首交出武器的土匪除有重大罪恶者外，一般的不论不处，让其安心务农，搞好生产。1947年8月，大兴区金凤岭村有11名土匪，原系清剿队员，东丰县城二次解放后上山为匪，经过家属工作，他们主动下山到区政府坦白自首，交出步枪12支。
1947年10月，原来活动在五道岗乡二道岗村一带的土匪绺子有20多个匪徒，报号“上山好”，匪首邱福义、郑起发。1947年土改不断深入，在党的政策感召下，这伙土匪除匪首外大部分洗手回家，坦白自首，重新做人。匪首邱福义于1947年冬被我政府捕获，在二道岗村处决。
四、依靠群众，彻底消除匪患
在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威慑下，一些顽匪特别是那些罪大恶极的匪首和“四梁八柱”骨干分子，有的逃往四平、长春投奔国民党军队，充当炮灰，继续与人民为敌。1948年四平、长春解放后，这些残存的顽匪走投无路，有的改名换姓逃往外地匿居下来；有的掩盖其罪恶，潜回家乡。这些顽匪都在肃清土匪斗争中被群众检举揭发出来，逮捕归案，给予惩处。
1947年7月初，在一面山乡开展土地改革试点中，根据群众揭发，捕获“东北大局”匪首刘振英、叛匪李士连。县政府于7月15日在县城树人小学校院内召开公审大会，判处2匪死刑。
1947年10月，县政府根据群众的检举揭发，逮捕了在1946年5月26日带领沙河镇区中队携械叛变、打死区长雷保安同志后，上山为匪的卞长春、张忠福、李明义3名匪首，召开公判大会处以死刑，另1名匪首金中甲于1955年被逮捕枪毙。
少数隐藏很深的匪首和“四梁八柱”骨干分子，在1951年“镇反”和1956年“肃反”运动中，被一个一个地挖了出来，逮捕归案。制造“柳泉事件”的罪犯，在“镇反”时逮捕法办。
1947年9月12日半夜，叛徒陈国富、周德跃、宋德有等4人，在东丰县秀水区柳泉村袭击我土改工作队，抢走长短枪支各1支，当场打死帮翻队员王凤鸣，打伤土改工作队长徐正文和帮翻队员尹方元以及房东的姑爷霍振林等8人，徐队长和霍振林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牺牲，尹方元致残。事件发生后，这个罪犯潜逃他乡。1955年“肃反”时陈国富、周德跃、宋德有等4个罪犯在群众揭发检举后被逮捕归案，由四平地区中级法院判处死刑。
制造骇人听闻活埋我5名农会会员的“张飞沟事件”的匪首高殿斌、王学盛和土匪董洪祥、李延春、王永修等在“镇反”时被我方捕获处决。1947年10月14日，活动在西安县（今东辽县）转山湖一带的土匪绺子，匪首“白龙”“草上飞”“九标”等带领21名土匪，冒充我军战士和土改工作队员包围了张飞沟（今二龙山乡爱国村）的农会，放跑在押的4个匪首和12个地主分子，抢走斗争果实，绑走农会8名会员，当晚带到三人班（今中育乡新和村）严刑拷打，残酷报复，而后活埋了冯绍功（代理会长）、刘喜有、于长海、徐连荣、张荣5名会员。
1946年秋，活动在小四平、梅河、影壁山等地“上山好”匪帮30余人，每人1支步枪1匹马，投降到国民党五十二军当了搜索队。匪首李长林解放后逃往鞍山，改名李林，匿居下来，“镇反”时被我方捕获处决。
东丰县在剿匪斗争中，采取地方武装和主力部队相配合，地方武装联防、开展政治攻势和发动群众等措施，很快地剿灭了土匪，消除匪患，安定了社会秩序，
为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恢复发展生产、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