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方将军
·解放战争时期西安地委及其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解方将军
解方（1908—1984），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指挥员。他跟着共产党走，从一个爱国主义者，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人民军队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少年时代
解方，原名解如川，曾用名解沛然。1908年11月，出生在东丰县小四平乡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解方的母亲是一个纯朴正直、心地善良的贤惠妇女。虽然她家境富裕权势兼有，但是，她非常同情贫苦农民的苦难遭遇。从小就教育解方要体贴怜悯贫苦乡邻。因此，解方从懂事起，经常与家里的雇工们一起吃住，间或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这就在将军少年心灵里孕育了热爱人民、热爱劳动的朴素的阶级感情。
解方自小受到自家私塾的启蒙教育。民国成立以后，地方上开办了公立学堂，解方就读于小四平乡公立学堂。后来，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难以考取的奉天（今沈阳）第三中学。在中学学习期间，“五卅惨案”消息传到沈阳之后，他义愤填膺，把“五卅惨案”的实际情况及爱国反帝的传单一并寄给母校校长。当时，小四平乡公立学堂的沈校长接到传单后，带领全校师生上街游行、撒传单，激起了民众的义愤，声援全国，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
面对世界列强对中国的抢掳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目睹反动黑暗统治造成民不聊生的悲惨情景，激发了他立志学好本领、报效祖国的宏愿。从此，他更加勤奋读书，刻苦学习。在奉天三中学习期间，他结识了张学良之胞弟张学铭，两人相处默契，情投意合，形同手足。高中没毕业他便由张学良保荐，与张学铭一起东渡日本，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1930年，解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解方与“天津事变”
1931年解方留日归国后，应天津市市长兼警察局局长张学铭聘请，辅佐他整顿保安大队，担任天津市特务总队主任之职。解方尽职尽责地帮助张学铭处理军机大事，着手整顿保安队。经过几个月的整顿，保安队面貌一新，社会治安日趋稳定，外国人和外国军队趾高气扬的气焰大有收敛，天津市政府的腰杆子也硬了起来。
“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日军把沈阳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派往天津驻屯军任高级参谋。其主要任务是策动暴乱，扩大事态，制造干预中国内政的口实。土肥原贤二到天津后，局势激烈地动荡起来。1931年10月，日军收买失意军人李际春、张壁，并任命为正、副指挥，策动暴乱，同时收拢3000余名散兵游勇和无业游民，潜伏在日租界各秘密据点内进行训练。与此同时，日轮“天朝丸”驶来天津，偷运来一批武器装备，并在日租界内修了望台和工事。
从11月8日开始到11月26日为止，日军把攻击目标指向市政府、市公安局，欲以阴谋手段占领天津，炮制汉奸政权。对此，解方率保安队曾几次击溃了敌人，粉碎了日寇制造“天津事变”的阴谋，保卫了天津，保卫了祖国。解方在粉碎“天津事变”的战斗中立下战功，赢得了南京政府的嘉奖和民众的赞扬。
加入中国共产党
“天津事变”后，解方在东北军中曾任五十一军参谋处参谋，又任副旅长、师参谋长等职。此间，他的胆识和才华深得张学良将军赏识。张学良曾多次派他进行反蒋抗日的联络活动。在他和东北军中我党地下组织接触中,特别是与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频繁接触中，他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找到了救国救民、报效祖国的道路，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促使了思想的大转变，从一个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1936年4月，经共产党员刘澜涛、苗勃然介绍，解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先后担任东北军上层工作委员会委员、五十一军工委委员、书记等职，公开职务是参谋处二科中校科长，实际是张学良派驻五十一军的联络员。在此期间，他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积极推动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道路。
组织“兰州事变”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凌晨，解方在兰州突然接到张学良发给他的特急密电：“关于剿共的西安军事会议决裂，经与杨虎城将军合作，已扣留蒋介石和与会的国民党将领，并通电全国提出‘八项救国主张’，命令五十一军立即采取行动,解除驻兰州的所有中央军的武装，扣留主要党、政、军、警人员。”
当时，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在西安参加军事会议，解方即将张学良的密电送给比较进步的军参谋长刘忠干，并根据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左右周旋，积极做五十一军各级将领的思想政治工作，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行动，他们积极响应张、杨两位将军的爱国义举，研究了“兰州事变”的作战部署。当晚，五十一军邀请兰州绥靖公署参谋长和各处处长赴宴，席间酒过三巡后，刘参谋长突然宣布对绥靖公署处长以上军官实行“暂时隔离”。一举打乱了绥靖公署的指挥作战能力。晚8时，兰州城内枪声骤起，五十一军迅速占领了中央军各兵营、飞机场及其要害部门。解方一方面代表五十一军对软禁和缴械官兵进行安抚，一面以五十一军和甘肃省政府名义发出拥护张、杨两将军“八项救国主张”的通电。同时，将“兰州事变”的情况电报张学良将军。“兰州事变”实际上是“西安事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兰州事变”壮大了“西安事变”的声威，解方成为“兰州事变”的核心人物，为拯救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
抗战时期，解方在东北军五十一军中做党的地下工作。被党任命为东北军上层工作委员会委员、工委书记。于1940年离开了东北军，结束了党的地下工作，回到了延安。先在延安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学习，而后担任中共中央军委情报部第三局局长、中央党校军事队教员、军事教员训练班秘书长、八路军三五九旅参谋长等职。1945年4月，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出席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9月，中央组成干部团，从延安出发奔赴东北。解方任挺进司令支队参谋长，率部东进。10月到达沈阳，出任辽宁省军区副司令。其后又被派往西安（今辽源市）兼任西安军分区司令。他到西安后，积极开展剿匪斗争，收缴敌伪武装，严厉镇压汉奸和敌特分子，扩军备战，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1946年1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改为东北民主联军时，林彪任司令员、彭真任政治委员、肖劲光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解方任副参谋长兼参谋处处长。
2月，东北局根据形势变化，组建辽北省军区，万毅（七纵队司令）兼军区司令，周赤萍兼军区政治委员，解方任军区副司令兼七纵队副司令。主要活动在西安、东丰、梅河口一带。当时，这一带土匪较多，社会秩序很乱，为掌握敌情，解方不顾个人安危，经常深入群众之中了解情况，并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解除群众中“谁当皇帝给谁纳粮”的“正统观念”。四平保卫战开始后，他又配合万毅司令指挥部队参加了这一战役。
同年5月，辽北军区撤销后，解方改任辽宁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辽宁军区下辖一分区、二分区、四分区，独二师和李红光支队。当时，中央发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东北工作方针，解方认真地执行了这一指示，将部队撤到农村的敌后，他带领部分同志活动在梅河、东丰、西丰、西安、辉南、清原等农村，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剿灭土匪，同时还抓住战机，狠狠打击国民党的有生力量。
秋季，蒋军狂妄地宣称，要向我安东（丹东）和哈尔滨进攻、为了打败敌人的进攻、保卫哈尔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命令，我三纵队向敌人占领的中长路进攻，首先攻占西丰县城。这时，解方任三纵队参谋长，参加指挥西丰战役，指挥部设在他的家乡小四平。先后歼灭西丰守敌5个营，缴获一批弹药。在此期间他回家动员母亲（继母）献出了全部家产，动员亲友参军、参战，走革命道路。
其后，解方曾先后担任辽东军区、东北野战军一线指挥所十二兵团参谋长、长沙警备司令、四十军副军长、省委常委、兵团党委常委、军区兵团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军党委常委等职。在围困长春和长沙的一系列重大战役中，出色地完成了指挥作战任务，作出了卓越贡献。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以排山倒海之势直下天津，身经百战的解方将军受党和人民的委托，曾任过天津市警备司令，担负着保卫和治理天津的重任。
抗美援朝时期
抗美援朝时期，解方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任参谋长，十二兵团、志愿军朝中联合司令部参谋长，志愿军党委委员，志愿军直属机关党委书记，中朝人民军队停战谈判代表等职。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参加了多次重大战役的指挥，出色地完成了指挥各次战役任务。以后在开城停战谈判中，他作为志愿军谈判代表，在谈判桌上发挥了自己的才干，以一个强大的胜利者的姿态，迫敌就范，为抗美援朝战争建立了功勋。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回国后，解方历任总参部军训部部长，越南停战谈判顾问，南京军事学院、北京高等军事学院研究部部长、训练部部长、正副教育长、副院长、学院党委常委、训练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六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1955年9月23日，解方被授予少将军衔。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解方长期从事军事院校的领导工作，为加强我军院校建设、培养中高级指挥干部作出了贡献。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遭受林彪、“四人帮”诬陷迫害。但是，他始终对党忠心耿耿，对共产主义事业坚信不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方将军得到了平反昭雪，恢复了工作，任后勤学院副院长。他衷心拥护和认真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决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平反后，他念念不忘家乡人民，将补发给他的一部分工资寄给家乡小四平乡政府，支援了家乡建设。解方同志因病于1984年4月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4岁。解方将军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为党、为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在他逝世后，党和人民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忠诚战士、我军优秀指挥员。
（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本报记者 张莹莹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