眺望丢失的祖先

眺望丢失的祖先
王德林

　　一
　　生命中许多邂逅都在预料之外，冥冥之中似乎早有安排和定数，我与吉木乃的相遇纯属偶然，在此之前压根就没听说过这个地名，因为我们相距实在太过遥远，中间的山重水迢和漫漫黄沙似乎将我们阻隔得毫无碰面的希望。
　　然而，我们却在一个秋雨绵绵的上午机缘巧合地遇见了。
　　吉木乃位于新疆北部，准噶尔盆地北缘，额尔齐斯河南岸，人口不足四万，面积八千多平方公里，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相邻，由哈、汉、维、回等22个民族组成，是个典型的边疆县。
　　2017年9月24日，我随吉林省作协组织的作家赴新疆阿勒泰援疆采风团来到了吉木乃口岸。采风团成员有的在中哈67号界碑前拍照，有的隔着铁丝网朝对面张望，远山如黛，山峦起伏，广袤无垠的田野在濛濛细雨中像电影中的空镜头，略显冷寂，村郭、山丘和河流都在边际线的勾勒下稍现轮廓。
　　吉木乃口岸是一个有着100多年历史的老口岸，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界河——乌拉斯界河从口岸边悄悄穿过，娓娓道来这里的曾经与过往。
　　这时，负责接待我们的吉木乃县国保大队长朱家志指着对面萧索的远方说，我们政委爷爷的爷爷的坟就埋在那里。声音带着些许悲伤。他的这句话有如平地惊雷，我的心像被子弹击穿，一瞬间的电光火石，地动山摇，怔怔地呆立成木偶。采风团其他几个人也是面面相觑，满脸的戚容。惊魂甫定之际，立刻被悲愤攫住，反复品咂着朱队长那句话，克制住体内刀绞般的隐痛，管窥蠡测那句话背后暗藏的机杼。我收起手中的伞，任雨水淋漓浇灭心中的怒火，耳边蓦然响起鲁迅的声音：“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是的，都和我有关,我听到自己的声音有些喑哑。
　　我在铁丝网下盘桓了许久，以致其他人都上了车差点把我落下。我望眼苍黄的天，才怏怏地一步三回头地离去。
　　接着，我们一行人又来到吉木乃口岸国门，它最早建于1916年。大家纷纷在标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的国门前合影留念，地上铺满飘零的落叶，将画面点缀得色彩斑斓。几棵结满红果的忍冬，经过雨水的冲洗，更是鲜艳妖娆得魅力十足。
　　原中苏会晤桥早已闲置不用，移至中方国门前侧存放，这座木质结构桥长12米，宽8米，负荷8吨，建于1960年。由苏方建造，桥面的材质反差极大，苏方段都是宽大的木板拼成，而中方段皆是细小木条凑成，桥两侧的木质栏杆苏方也明显大于中方，大国沙文主义的骄横由此可见一斑。
　　边境会晤站是一栋黄色平房，中间插着国旗，两侧的标语格外醒目：没有强大的国防，就没有民族的尊严。会晤站建于1955年，用于中国和原苏联之间处理阿勒泰段陆地过境人员、车辆、货物的检查和边防会谈会晤工作。
　　走出口岸国门，心里满是怅惘，恍惚得有些不知今夕何夕之感。路边的荒草，在风雨中摇摆，显得无比茂盛，不可一世，俨如横行的强梁。
　　二
　　从新疆回来半年多了，心中的苦涩难以化解，日常的琐碎没能将朱队长那句话剔除干净，如同一滴浓墨，在日子里洇开，把我的生活渲染得愈加沉郁。
　　卢梭有言：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庇护所和遮羞布。家国情怀也是当下媒体使用频率较多的词汇，爱不爱国成为衡量一个人人格高下卑劣的标尺，高山沟壑的落差往往令人侧目的同时，也心生敬畏与鄙夷。
　　国土问题不像朦胧诗缥缈惝恍，而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泾渭分明来不得半点含糊其辞。以前只在地图前感受那种丢失国土的凄惶，可当我站在那道由铁丝网隔成的国境线前，听到朱队长那声无奈的浩叹，那种锥心的痛楚更具备了鲜明的在场感。生活的不堪可以忍受，但丢失国土的痛苦宛若从身体上剜下一块肉，令人难以忍受也生出挫败感，一种欲说还休的暗疾固化成“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凄怆。打个比方，仿佛偌大一个院落，即便闲置得荒草丛生，可突然有一天早上发现被弱肉强食的霸蛮强行占去一角，并且无可挽回地永远失去，那种失落感与愤懑实在无以言表，又怎是一个“痛”字所能概括？
　　世界在秩序里呈现出美。歌德这句话可谓一语中的，但秩序是靠实力维系的，并能打破秩序，沙俄从中国手中巧取豪夺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了这点。
　　历史不可妄测，但沙俄觊觎中国领土的野心从未偃旗息鼓，从来不惮于中国人的抗议而有所收敛，反倒呈燎原之势，蒿草般野蛮狂长。史料记载，清代著名外交家曾国藩长子曾纪泽与沙俄谈判，挽回崇厚在《里瓦几亚条约》中划失的中国领土，收回伊犁九城和特克斯河流域两万多平方公里土地，但沙俄依然割占霍尔果斯河以西和斋桑湖以东七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1881年，曾纪泽据理力争，同俄国签订《中俄伊犁条约》，重新划定国界。议定由两国政府出资，由沙俄制作界碑，但在埋设界碑时，清政府竟没有派官员到现场监督，在他们眼里，那些看着一点不起眼的僻邑之地似乎可有可无，与头上的官帽相比什么都无足轻重。俄方乘机将界碑向中国境内推移了二十公里，由此形成了四十多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俄方这般卑劣之举，同小偷蟊贼的伎俩如出一辙，那鹰隼般的目光一直盯着中国的领土，恨不能将其全部蚕食殆尽。
　　任何历史事件都不会是雁过寒潭，了无痕迹，褪色的往事总是掩藏历史真相。从十七世纪后期起，沙俄开始向西伯利亚和远东扩张。贝加尔湖畔，寒风吹彻的冬天，苏武和那根符节无所依傍地在风中瑟瑟发抖。汉元年，苏武奉命以中郎将持节出使匈奴，被扣留，匈奴多次威胁利诱，欲使其投降，后将他迁到北海（今贝加尔湖）边牧羊，扬言要公羊生子方可释放他回国。苏武历尽艰辛，留居匈奴十九年持节不屈。他拄着汉廷的符节牧羊，睡觉、起床都拿着，以致系在节上的牦牛尾毛全部脱尽。当年毛泽东在访苏返回的列车上，曾无限感慨地对周恩来说，经过贝加尔湖时多想下去站一站，看看当年苏武牧羊的地方啊。那种时代的隐痛立马弥漫了整个车厢，“故国水月应无恙”的愁绪似根锋利无比的针，扎在两个伟人心上。
　　三
　　那位政委对丢失的祖先有着切肤之痛，他隔着铁丝网眺望爷爷的爷爷的祖坟时，心中该是何等的无助而又无奈，他或许在梦中被祖先斥责为忤逆，不肖子孙的骂名压得他喘不过气，疯长的野草早已把祖坟遮盖得严严实实。秋风萧瑟，苜蓿干枯，他踽踽独行的背影加深了夜的浓度，更透视出乡关何处的愁肠。他至今弄不明白，爷爷的爷爷起初跟俄国比邻而居，咋在一夜之间就被鸠占鹊巢，兀兀穷年经营的家园转瞬即逝，成了异国他乡的孤魂野鬼，在本该属于自己领土的上空徘徊游弋，嗟乎！是谁把祖先弄丢了？是谁阻隔了寻找祖先的路途？何时才能寻回丢失的祖先！
　　宗祠里祖先的牌位仍在，可到何处祭拜？祖先那辆大轱辘勒勒车碾压出的车辙早已被荒草湮没，那条祖先如掌心纹路般再熟悉不过的道路也被蒿草吞噬，那忧伤的长调和悠扬的琴曲早已随风飘散。“两三雁，也萧瑟”，队队鸿雁还在头上飞翔，它们嘶哑的叫声饱含物伤其类的悲悯吗？它们的脑海里有祖国的概念吗？它们懂得失去故园的悲切吗？
　　政委知道，对祖先的朝觐只能在心里进行，自己丢失的何止是祖先，更是大片的国土，“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弯弯的月亮欲言又止，洒下点点清辉，月亮依旧是那个月亮，那片丰饶土地的归属却发生了变化。土地是无辜的，它的美是多向度的，并不因改变了国籍而黯然失色，一如既往地接受阳光和月光的沐浴，接受风雪的降临，接受一切所能抵达的事物，让它们都渗透进来，丰饶自己，哺育万物。这就是大地的情怀和度量。
　　游牧民族转场般“逐水草而居”，可当他们在春天来临之际再也回不到故乡，对他们来讲不啻灭顶之灾，只能望洋兴叹，内心该是何等的酸楚与绝望？紫色的苜蓿花似乎也欲哭无泪，山上那些长不高的趴地松匍匐得愈加低矮。古人说“血土难离”，汉民族更有安土重迁的生存观念，土地就是命根子，春天的小草可以返青，失去的土地和丢失的祖先能找回来吗？想让强盗把吃进肚里的东西吐出来，无异于《庄子》中所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
　　洪荒岁月，白云苍狗，都归于脚下蓬勃的芨芨草，它的根深埋1.5米的盐碱地下，与时光枯荣与共。昔日祖先的繁盛只能怀想，故乡早已面目全非，故乡的云漂浮得还是那般悠然吗？物候的变化怎能消弭满腔的悲愤？
　　一辈又一辈开枝散叶的土地，不知是何时起变得遥远而又陌生，重逢已成了一种谵妄，“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成了一道永远无法解开的人生方程式。
　　四
　　历史的万象森罗充满吊诡，我们有必要突入它的纵深地带一探究竟，天有不测风云随时会降临某个地域和角落，一些接近历史真实的桥段让人扼腕，期间的是非曲直谁能说得清楚，却无数次印证了杜威所说的“历史无法逃避其本身的进程”。
　　譬如沙俄的几次强取豪夺，真是惊世骇俗。
　　1858年，趁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攻打广州、天津之际，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逼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瑗珲条约》，两国改沿黑龙江、乌苏里江划界。中国从此失去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约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仅保留瑗珲对岸精奇里江上游东南的一小块地区（后称江东六十四屯）的永久居住权和管辖权，把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
　　两年后，英法联军打入北京，火烧圆明园，沙俄趁机诱迫恭亲王奕欣签订丧权辱国的《中俄北京条约》，确认了《瑗珲条约》的合法性，并割让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随后，相继签订了《勘分西北界约记》与《伊犁条约》。
　　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津京，俄国人更是趁人之危，占领江东六十四屯（大约三千六百平方公里）。紧接着，俄军还以保护中东铁路为由，出兵占领东北全境。
　　沙俄利用威胁利诱等下三滥手段，极尽损人利己之能事，从1858年到1915年，集腋成裘积沙成塔般从中国攫取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将自家经营得仓满囤流，杀伐决断，毫不手软，稍不如愿，便大为光火。后来还有许多胎死腹中的阴谋因某种变故和中国的日益强大而流产。对中国领土的垂涎，起初还犹抱琵琶半遮面，后来就变得赤裸裸而肆无忌惮，打了鸡血般踊跃，他们窃以为中国地大物博，失去点领土也不必介怀，百姓卑微的悲伤唤不起他们丝毫的同情，除了弹冠相庆，得意的笑容在唇角诡异地盛开，还有几分隐约的揶揄和狡狯，还附加许多无耻的谎言与彻底的伪化。
　　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与外国侵略者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协定、单程、合同足有1000多个。这些惊人数字的背后，是一个古老民族深重的生存危机，这些不平等条约里的每个字里都结满了霜，都像一颗颗子弹，击穿了国人的尊严与心脏，更像一把把利刃，将祖国雄浑壮阔的大好河山拱手割让给了列强，剩下的只是人神共愤，悲愤莫名。
　　弱国无外交，那些期期艾艾的外交大臣连杀一杀对方肚子里的馋虫的勇气和策略都没有，每次谈判大都是铩羽而归，在外国人眼里，他们都是充能耐梗的“菜鸟”。每一次都因国家的积贫积弱而给国人制造一个新的痛苦峰值，每一次都因自己的懦弱而换来一个巨大的集体悲伤，每一次都因畏惧对方的强大而使祖国蒙羞，让多少人在“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的绝望中无家可归。乾隆时期，中国的国土面积一度达到顶峰的一千三百八十万平方公里，是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最好阐释，面对这一张张历史的表情，我们除了蚀骨的伤痛还能说什么呢？
　　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三次发表对华声明，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
　　遗憾的是，前苏联人还是装傻充愣，认为《尼布楚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矢口否认《瑗珲条约》《北京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因此不在废除之列，其余一概语焉不详。
　　五
　　“秋风又摇落，墓草有陈根”。那位政委和他爷爷的爷爷，还有那些哈萨克人，如何与自己的历史清零，每逢清明到哪里去上坟，十月初一又要到哪里去送寒衣？他们一年四季分为冬窝子、春窝子、夏窝子、秋窝子，一般春秋两季为一处，窝子都被强拆般一夜间不翼而飞，他们将栖身何处？肉孜节和古尔邦节又要到哪里去过呢？还有雪白的毡房，飘着香气的奶茶，畜圈、草垛和拴马桩都了无踪迹，蒲公英花絮般飘逝。天地浑然，苍穹无边，金黄的牧草在淡淡的霜雪中脉动，失去家园的酸楚在风中呜咽。
　　哈萨克民族生性热情，能歌善舞，每当夜幕降临，他们便载歌载舞，表达着对故乡的思念，可当他们有一天明了故乡已成遥不可及的“他乡”时，歌声是否还是那般清亮，舞步是否还是那般轻盈？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哈萨克人背井离乡时，恋恋不舍地渐行渐远，返乡成了比登天还难的奢望，心中的悲戚厚如天山上的积雪。
　　在哈萨克人的日常生活里，“巴塔”（即祝福词）无处不在，无时不说。如从婴儿降生、取名到婚嫁，从宰畜、用饭到出外办事、搬迁异地，从过生日到节庆等，人们很自然地把致“巴塔”作为重要礼仪，以此表达对人、对事物的良好祝愿。他们坚信“巴塔”的力量是神秘而强大的，有谚语说：“雨水染绿大地，巴塔成就英雄”。那些被强行驱赶永久失去家园的哈萨克人该说多少次巴塔才能寻找回失去的故乡？雨水能够染绿大地，但巴塔能帮他们成为英雄而夺回丢失的领土吗？他们会不会因祖先的丢失而连同自己的基因也发生变异？
　　在人畜发生瘟疫时，澄澈的乡村傍晚，村落里的年轻人会在村边烧起熊熊大火，通宵达旦地唱驱邪歌，失去大地的他们，该唱多少个通宵达旦的驱邪歌才能抚平心中的伤痛？还有哈萨克族中的巫师医士，他们云游四方，占卜问卦，预测未来，他们能否问卦和预测丢失的祖先何时才能寻找回来，何时才能拥抱失去的家园？“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动物尚且如此，何况人乎？那不舍昼夜的河水，亘古沉默的荒野，山坡上蠕动的羊群，能给那些流离失所的哈萨克人多少慰藉呢？
　　暮云飞渡，倦鸟归巢，离开吉木乃县城时已近黄昏，雨后初晴的空气清爽宜人，眼前是一派落木萧萧的景象，几只喜鹊从眼前飞过，背部钢蓝色的羽毛清晰而又美丽。远处突然出现一道彩虹，这种现象在秋天是极为罕见的，极目望去，横空出世的彩虹跨度极大，从中国跨到了哈萨克斯坦，半径顷刻间在我眼前幻化为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我有些怔忡，心在滴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