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之子黄大年

报告文学：
大地之子黄大年

    （接续）  
    “大年回国是带着很多期盼的。他希望在很好的科研环境中可以把创新的点子与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他觉得他可以把个人的能力、作为与祖国命运、科技创新的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而且他可以在较高层次上释放已有的经验，从比较权威的层面公开表达理念观点，影响一些决策和学生弟子的人生规划，是一种获得。”
    司机刘国秋没有去送别。他依旧开着他的车，行驶在往返机场的路上。他给黄老师备用的毯子和枕头，还在车后座放着。
    雪花黏在窗前，朦胧了视野，他突然想把车速开到最快，就像很久以前拉着黄老师赶路一样。
    他很想再拉他一次，就像过去一样，偶尔拉几句家常，对着啃一会儿苞米。他很想问问那个小老头儿，不出差了怎么也不吱一声……
    1月8日晚上，刘国秋突然想起有一个月没见黄老师，他怎么突然闲下来了？然后就用手机上网搜索，一条黄大年的新闻的最后一行赫然写着：享年58岁。
    这是他第一次在网上搜索“黄大年”，也是他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认识“这么一个大人物”。
    “不可能，绝对的不可能！”他马上给王郁涵打电话：“黄老师咋的啦？”
    王郁涵还在哭：“刘师傅，黄老师没了。就是今天下午的事。”
    “怎么会这么巧？！”刘国秋喃喃道。
    “刘师傅，这是黄老师在用他的方式跟您说再见呢……”
    雪不再落下，回忆变得滚烫。大地若有情，也承受不了这离殇。
    送走了所有来宾，学生们集体跪倒在黄老师身边。地质宫那盏长明的灯火熄灭了，他们迎来了“生命中最冷的一天”。
    赵思敏想起，某个夏日的傍晚，黄老师把大家从实验室拉到操场，带头脱下鞋健步如飞，带大家“做一次免费足疗”。
    高秀鹤想起，有一次路过游乐场，黄老师看到大家想玩又不好意思开口，就陪着大家玩遍了所有项目。
    于平想起，黄老师住院前，执意要从家去一趟办公室整理材料。临近黄昏，车里放着口哨版的英国民歌《斯卡布罗集市》，黄老师望着车窗外偷偷抹去了眼泪。
    周文月想起，手术室的大门即将关上那一刻，黄老师突然和医生说想“再看看我的学生们”。他又回到门外，跟他们一一握别。
    周帅想起，平安夜，大家为黄老师布置了病房，摆了很多平安果，黄老师有些出神，后来又在微信群里给大家发了红包……
    不知是谁先哭喊出声来：
    “黄老师！让我再给您磕个头吧！”
    “黄老师！以后您再不用赶路了！”
    “黄老师！您说过，还有一身本领要教给我们。”
    是啊！有多少相约还没有实现，有多少感谢还没有表白，有多少精彩还没有到来……
    身患重感冒的姚立华强撑着身体，送了黄老师最后一程，从殡仪馆回到家中，便高烧不退。那几天，大年老师的音容笑貌总是萦绕在脑海，她想起艾青的那首诗：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妈，我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姚立华躺在床上、面色苍白。
    “你说吧。”姚立华的妈妈多次听她提起过黄老师。
    “我写了一篇纪念黄老师的文章，但我觉得仅有这种方式还不够，我要为他再唱一次《我爱你，中国》，我想他听到会非常欣慰的。”
    踩着齐踝的大雪，姚立华和妈妈相互搀扶着走进录音棚。录音师一看她的状态也劝她：“姚老师，您身体可以吗？”
    “我想唱出来，让黄老师带上走……这是我唯一能为他做的。”
    录好后，姚立华第一时间发给了任波。手机响了，任波一看，双手颤抖，默默点开：
    我爱你森林无边，
    我爱你群山巍峨，
    我爱你淙淙的小河，
    荡着清波从我的梦中流过。
    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中国，
    我要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你，
    我的母亲，我的祖国……
    疲倦而沙哑的声音流了出来。电话两端的人，流着泪一遍遍反复听着……
    这一生，兜兜转转，走过荆棘密布，也有繁花似锦。有人说他傻，有人笑他痴，他却报之一笑，毫不介怀：“国家的强大是我的梦想，回来能放弃那么多，就是为了这个，干得那么累，为了啥？还是为了这。”
    最后清醒的日子，他还倚在床上，打着点滴，为学生答疑；他嘱咐于平，“把咱们自己的经费再压缩一些”，确保其他机构积极参与；他记挂姚永明参评副教授，硬是用颤抖的手，写下一段歪歪扭扭的推荐语……
    为什么啊！黄大年，走到生命尽头，他想的依然是工作，是别人？也许，正如先哲所言，一个真正热爱祖国的人，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个真正的人。
    黄大年去世后，人们从他生前少有的采访中，更加读懂了他的心迹。
    2016年12月5日，黄大年最后一次从长春出差到北京，破例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
    我国的入地探测装备大部分靠进口。如果说我们是“小米加步枪”的部队，人家就是有导弹的部队，是这样一个差别……5年前我们是跟跑，经过我们的努力，到了今年，进入并跑阶段，部分达到领跑。
    3个多小时，他的声音已经沙哑，可说起项目来依然滔滔不绝。看着黄大年疲惫的状态，团队成员刘杰几次想要打断他，却只能在旁边心疼地抹泪。
    我每天晚上都是两三点睡，没有周末，没有周日。一天休息5个小时，有时只休息3个小时。在中国做科学，像我这样的人挺多的，玩命去干……哪天倒下，就地掩埋。
    “哪天倒下，就地掩埋！”这就是他的选择，他的归宿。
    当人们理解了他的信仰，才知他的旅途虽有泪可挥、却不觉痛苦，他的终点虽提前到来，却无须悲凉。
    马克思曾说，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现在，鲜红的党旗覆盖着他，温暖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人们重新念起他的入党志愿书，泪水模糊了视线：
    “人的生命相对历史的长河不过是短暂的一现，随波逐流只能是枉自一生，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黄大年之问
    “看到他，你会知道怎样才能一生无悔，什么才能称之为中国脊梁。当你面临同样选择时，你是否会像他那样，义无反顾？”
    离黄大年去世已过了几个月，马芳武仍然会不时翻看他的朋友圈，每当翻到这一条，他都禁不住热泪盈眶——
    2015年4月7日，黄大年把一篇纪念邓稼先的文章《如果他还活着，今年才90岁》转到了他的朋友圈。邓稼先一直是他的偶像。
    那段时间，他主持的几个大项目和课题已进入冲刺阶段。而他却隐约感觉自己“脚步大不如前”。他写下这段感言，似乎是在向偶像致敬，又似乎是在问他自己。
    “大年老师做到了，他是在用毕生的精力来接近他的偶像啊！”马芳武把这条朋友圈转发后，人们才发现，穿越历史的星空，黄大年和邓稼先如此相似。邓稼先——26岁，在拿到美国博士学位的第九天，回到了1950年那个一穷二白的中国；34岁，他用3个“不能说”告诉妻子工作的变动，从此，整整消失28年，回来的时候，是一个直肠癌晚期的病人；61岁，作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总负责人，他一共获得了国家奖金——特别奖20元，其中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弥留之际，他仍嘱咐要在尖端武器研发方面努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黄大年——51岁，在英国迎来人生得意的巅峰时，回到了在很多方面依然“技不如人”的祖国；6年多时间，他“夹在工作与家庭难以割舍的中间，没人强迫，只是自找，总想干完拉倒，结果没完没了，公事家事总难两全”；58岁，他最后清醒的日子，还在让助手反复播放海洋探秘纪录片，继续思考深海探测的未来方向……
    也有人说，黄大年与“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有着惊人的相似。
    1968年12月，郭永怀在青海基地发现一个重要数据，急于赶回北京研究，便搭乘了夜班飞机。谁料，飞机在北京坠毁，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找到他时，吃惊地发现他同警卫员牟方东紧紧抱在一起。烧焦的两具尸体中间，紧紧夹着装有绝密文件的公文包，完好无损！  2016年11月29日，黄大年在北京去往成都的最晚航班上，疼晕过去两次。当急救车一路开进成都第七人民医院，医生想要为他做初步检查，却怎么都拿不开他抱在怀里的电脑。过了一会儿，他终于清醒过来，却赶紧摸了摸怀中的电脑，喘了一口气，对旁边的同志说：“我可能不行了……我要是不行了，请把我的电脑交给国家，里面的研究资料很重要。”
    还有人说，黄大年一生都在追随他景仰的老校长。
    距离地质宫不远处的校园一隅，李四光塑像端坐在红色花岗岩基座上。他身着中山装，面带微笑，深邃的目光仿佛在凝望远方，又像在注视来往的学子。
    2009年回国后，黄大年不止一次，漫步校园，舒缓疲劳。夏天，他常常沿着幽香的花径，穿过科技之星小广场，来瞻仰他尊敬的老校长。冬天，他踏着厚厚的积雪，一路看过青松挺立、腊梅芬芳，来到老校长面前伫立、沉思，耳边仿佛还回响着老校长那句掷地有声的话语：“我是炎黄子孙，理所当然地要把学到的知识全部奉献给我亲爱的祖国。”
    报春花开了又谢，冰凌花化了又结。如今，地质宫507办公室再没有那盏长明灯，可黄大年那般虔诚的仰望仿佛就定格在那里，引起人们无限遐思：
    66年前，新中国第一所地质学校——东北地质专科学校在此诞生，突破层层阻力刚从英国回国不久的李四光担任第一任校长。那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李四光是怀着切肤之痛回国的；如今，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黄大年选择回国并为此而献身，又是为了什么？是冥冥中一种历史的轮回？还是中华民族魂魄中绵延不息的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
    那是一代代科学家对前辈的仰望，那是一颗颗赤子心对祖国的表白，那是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对信仰的守望！
    有一次，黄大年特意约上师兄韩晓峰，一起追忆他们的老师、地球科学学院的张秋生教授。
    1987年，张秋生去非洲参与一个国际合作的地质项目，由于出境时没有注射疫苗，在非洲染上了黄热病，回国时飞机还在新疆上空，他就撒手人寰。
    “那个年代出国的机会很少，别人都是带这带那，可他一个知名教授，机组人员发现他除了地质标本外，行李中只有半盒没用完的火柴。”
    两人说着说着，黄大年就落泪了。后来，在新生开学典礼上，他对学生们说：“在这片充满‘励志图强’灵魂的土地上和校园里，走出了一系列闪光的人物。你们将会认识这些闪光名字的时代风采和可歌可泣的人生写照。他们的昨天是你们的今天，他们的成就是你们的未来，更期待着你们青出于蓝而更胜于蓝。”
    现在，黄大年也成为这个校园里，一个可歌可泣的名字。吉林大学常务副校长邴正时常想起他每次风尘仆仆来参加会议的样子，想起他在校庆大合唱时唱起《勘探队员之歌》的样子，想起他一次次为新兴交叉学部奔走呼吁的样子……
    再一次沿着黄大年的足迹，邴正登上地质宫顶层的观礼台。偶尔，大年会来这里，沿着长春市的中轴线俯瞰南望，宽阔的文化广场，耸立的太阳鸟雕塑和高大的长春解放纪念碑，郁郁葱葱的南湖公园，以及微波荡漾的南湖碧水，尽收眼底。那满眼的绿色中，飘扬的五星红旗格外耀目。
    邴正落泪了。令他落泪的不仅仅是大年的英年早逝，还有在这片土地上，一代代人血脉中那不朽的精神传承。尽管岁月流逝，世事沧桑，那种至诚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拼搏敬业的理想主义精神，还依然令生命澎湃，让灵魂沸腾。
    不同的时代，一样的情怀，一代代人掀起振兴中华、复兴民族的浪潮。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的庄严宣告，如激昂号角，召唤海外赤子。“落后就要挨打”的切肤之痛，催促着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邓稼先等1000多名留洋学子冲破层层封锁，匆匆奔回新中国。
    2013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又如徐徐春风，荡漾在黄大年等海归科学家的心中——“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我们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
    “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曾经，物理学家彭桓武的这句话，激起过后辈黄大年的豪情壮志。
    “能够越洋求学，获取他山之石仅是偶然，回归故里报效祖国才是必然。”现在，黄大年自己的话语也同样掷地有声。
    报国正当其时，圆梦适得其势。祖国的发展与复兴的伟业，形成一块更加巨大的磁石，吸引他们毅然舍弃国外优越的条件回到祖国。
    结缘于“千人计划”，黄大年与施一公这两个海归科学家“没有单独吃过一次饭，每次谈话不超过半小时”，却分享着一份最厚重的感情。
    黄大年曾问施一公：“一公，我们身在海外，真切感受到祖国的差距，你是不是也忍不住想要回来，想要撸起袖子大干一场？”
    施一公回答说：“是啊！科学研究不全身心投入，根本不可能有重大突破，不足以解决重大问题，不足以对国家做出同样级别的贡献。”
    “一公”寓意“一心为公”。作为世界有影响力的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被誉为最接近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有人问他为什么回国，他回答说：“我觉得我欠了中国一些东西！”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席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500多平方米的独栋别墅，一英亩的花园……尽数在一夜之间被施一公抛在身后。
    黄大年与施一公，又是何其相似。
    送别黄大年，施一公声音颤抖，只说了一句：“一个赤胆忠心的人走了。”
    赤胆忠心。这就是人们仰视他的理由。
    他恨不能用生命熔铸成一把钥匙，去为祖国打开大地深处的宝藏之门。他更想把自己燃成炬火，去融化科研体制中那些浮于表面的坚冰。
    在生前最后一次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黄大年曾缅怀几位“默默无闻就走了”的“千人专家”，“在中国做科学，像我这样的人挺多的，玩命去干，好了接着干。为什么这么干？其实很简单。国家的事都是大事啊！……能让中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有一帮人在拼命，不是我一个人，一帮人全是这种心态，一帮‘疯子’，我们在一块儿可热闹了，这是一个群体。”
    黄大年曾问杨长春：“我们国家如何走向世界一流？今天科技界缺的是什么？我们凭什么干不过外面？凭国家对科技需求不紧迫？凭我们不努力、不拼命？”
    杨长春知道答案：“他想落实科研规范，他坚持科学不是个人爱好、自由烂漫，只能是国家的根本利益。只有把科研规范抓好，才能使科技的投入产出比提高，科技从并行到领跑的速度加快。”
    杨长春也看到结果，“大年刚回来时，国内的同行正在朦朦胧胧开始摸索着干，硬件和软件都不太行，他和许多‘千人计划’专家带回来系统化的管理思维和技术方法，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很多事情。”
    爱因斯坦曾说，不要希求做一个成功的人，要努力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这是科学家的价值观，也是理想者的座右铭。
    “为了理想，我愿做先行者、牺牲者。我已经50多岁了，生命也就这么几年了，能做出点儿事情，让后来人有一条更好走的路。”黄大年在接受采访最后无意中讲出的这番话，让团队成员刘杰唰地一下流下眼泪。
    彼时，他的头发已掉了不少，他的眼角已满是疲倦，但他的神情却依然刚毅：如果能加快祖国科技的发展进程，这何尝不是一种负重前行的幸福，又何尝不是一种国之利器的力量！
    黄大年回国后工作了7年，他没有行政职务、没有院士头衔、没有学术论文，就像他对大地深处所做的那些研究一样，几乎没有走进过公众的视野。
    他对采访他的新华社记者说：“你看我们家，没什么东西，空空的。我生活很简单，我的钱都用在什么地方？用在学生身上，资助他们出国，干科研的事情。那么大的项目，吉大一分钱也没有，我一分钱也没有，你见过吗？首席科学家一分钱也没要，别看项目上亿元。我就是喜欢这个事情，就是一种享受。钱什么的没多想，国家给我的够用了。”
    马斯洛曾把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寻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在这个物质丰富而极容易使人沉迷的时代，科学家的自我实现，并不是多么奢华的生活、多么显赫的名气，而是科学研究为国家与社会，乃至全人类创造的更大价值。
    20世纪50年代，一位物理学家从英国回来，在西北核试验基地隐姓埋名一干就是20年。直到2013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以后，人们才注意到这位名叫程开甲的白发老人也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有人替他不值：“你如果不回国，成就会更大。”程开甲却回答：我不回国成就或许会更大，但绝不会有现在这样幸福，因为我现在做的一切都和我的祖国联系在一起……
    初心即是永远。这一生，无论经历怎样的艰辛、面对怎样的困惑，总有这样一群人，从未忘记自己为了什么而出发，又为了什么依然在路上。
    有人也曾替黄大年不值：“他要是不回国，是不是不会这么苦？”
    “苦吗？不苦。”
    杨长春替他回答：“从整体上讲，大年回国后是幸福的。就像一滴水，不管有多曲折，汇入了大海，融入了潮流，终将改变历史的潮汐，而那之中，留下了他的印迹。”

    后记
    2017年2月24日，中共吉林省委、省政府追授黄大年同志为“吉林省特等劳动模范”，并作出开展向黄大年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
    2017年4月5日，教育部追授黄大年同志“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2017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
    2017年5月25日，中国科协、科技部追授黄大年同志“杰出科学家”荣誉称号；
    2017年5月26日，中宣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知识分子”黄大年的先进事迹，追授黄大年同志“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2017年5月27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追授黄大年同志“至诚报国归侨楷模”荣誉称号；
    2017年6月7日，中共吉林省委追授黄大年同志“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2017年6月8日，中国侨联追授黄大年同志“侨界楷模”荣誉称号；
    2017年7月20日，中华全国总工会追授黄大年同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2017年7月23日，中共中央追授黄大年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2017年11月17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追授黄大年同志“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
    甘地曾说：我的生命就是我的讯息。
    在寻访海归战略科学家黄大年的过程中，我们曾经无法理解他的生命轨迹。在当下惯见的世俗中，他的很多做法太过“高大上”，似乎“不真实”。我们一直在追问，想寻找一个可以为他的生命做出合理解释的答案。
    初次到长春采访，正值春节假期。很多师生却不回家，他们在实验室从早忙到晚，有的干脆就在507办公室外等着，“你们要了解黄老师，需要我们等到几点，我们就等到几点。”
    在平凡的相处中，黄大年谦谦有礼、温润亲和，人们说起他总是念着他的微笑、他的热情，如父如兄，永远都在最需要的时候，给予旁人不能及的帮助和关怀。所以当他猝然离去，他的形象就会在人们的点滴回忆中跳脱出来，历久弥新、清晰而深刻。
    采访常常不得不中断，总有一句话让我们一次次任瞬间迸发的泪水锁住视线。有一次，采访吉林大学留学人员联谊会的三位女同志，我们刚说了句：“请你们就说一说和黄老师相处过程中让你们印象最深的事好吗？”结果李丽虹直接捂住脸，泣不成声；任波抬起了头，望向别处，拼命抿着嘴，不断用手抹去眼角溢出的泪；肖晞直接站起来，走了出去。顿时，整个会议室里没有声响，所有人用静默哀悼着“那个像太阳一样的人”。
    后来，肖晞先开了头：“什么也无法说服我，什么也无法令我释然。只是一位老师说的这几句话还能略略缓解——‘那天参加大年老师的告别仪式，觉得大年老师已经和祖国的山川融为一体，天空中的流云、奔腾的河水，都能找到大年老师的回声……大年老师，您在哪儿？您还好吗？您相信生命的轮回吗？……’”她的话音未落，屋子里又只剩下啜泣的声音。
    还有一次，是他的助手于平很平常地说起黄老师爱吃米粉，可他工作离家乡太远，又在东北，只能趁着到北京出差的时候四处寻觅米粉店。我们正有些出神，于平又接着说，1月13日，送别黄老师那天，她和其他两位团队成员正好要连夜坐火车去北京申报课题，那是黄老师生前就布置好的，一定要完成。
    申报通过后，三人一起去了黄大年生前常去的一家米粉店：“黄老师是广西人，米粉就是他家乡的味道，我们点了五碗，有两碗是给他点的。他常说，吃东西可以汤汤水水，但做事千万不能汤汤水水，唯有认真对待每一个细节，才能成就最好的结果。”
    那一刻，脑海中只剩那两碗冒着热气的米粉，静静地等在那里，等着那个再也不会回来的人……
    为什么？很多人，因为时空的阻隔、境遇的改变，渐行渐远，不再回头。而他饱尝半生艰辛，一颗心依然滚烫。
    为什么？他已经站在了人生的巅峰，有多少人望而兴叹、欲求不得，可他却挥手告别、毅然决然！
    夜深人静，我们整理笔记，从入党誓言到毕业赠言，从为了学校科研放弃出国到完成留学任务立刻返回，从听到国歌会流泪到主动去当申奥志愿者，不同的讲述者、相似的情节，让我们渐渐感到，他的爱国如此刻骨。海漂多年，这份爱太炽热、太强烈，无法含蓄，也无须掩饰。所以他高调的表达会震撼别人，他燃烧的激情又感染着别人。
    从叹服到感动。那是同为中华儿女的我们与黄大年产生的共鸣，也是同为知识分子的我们对黄大年心生的亲近。渐渐理解，他对母校的恋旧、对祖国的眷念既是一个时代播种在一群人心中的深厚情感，也是不平凡的人生际遇给予他的精神丰盈。
    接触的人越多，问的问题越细，越感受到他强烈的深情；越是有新的线索，越停不下寻访的脚步；越是有相似的故事，越肯定了此前的判断：爱国是我们能找到的唯一答案。因为这份爱，他把祖国的需要都当成国家事业全力以赴，他把每一个学生都当成未来栋梁倾心培养，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看得微不足道，却把生命的火光都给了身边的人。
    这份爱就像一个预设的程序，在童年的教育、少年的成长和半生的奋斗中，已深深融入他的信仰，他愿意用一生去认定，用生命去完成。
    从冬到春，又从春到夏，我们一次次走近他的团队师生、亲朋好友，形成30余万字的采访笔记。每天10多个小时的工作，我们沉浸其中，不觉其苦，脑海中总在想象着他深夜奔波在路上的情景，想象着他用一杯杯咖啡和刺骨的冷空气提神的样子，想象着他赶到女儿婚礼上那疲惫而又幸福的微笑。
    我们遇到过难题。有的人说，他在科研项目的分配中不徇私情、“不讲情面”；有的人说，他在科研项目的管理中，“盯得很紧”、有责必问；还有人说，因为他的理念与很多现行的做法格格不入，他最初回国的那段时间是“孤单”的。
    透过很多人欲言又止的表情，可以想象，在科研规范尚未成熟、管理机制尚在摸索的中国，黄大年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有多难。
    我们试探着让一些采访对象说一说黄大年的“不食人间烟火”。有些人是不敢说的：他们身处“圈子”之中，依然谨小慎微地循着既定的规则，不越雷池半步。
    我们问了很多黄大年生前同事，他有没有发过脾气？他们摇了摇头，想不起来。直到他的秘书王郁涵提到他因为有些课题组成员的工作态度而“摔手机”，我们如获至宝。
    为了科学，黄大年不惜一切。
    当我们走进地质宫旁的机库，站在那架试飞成功的样机前，想象着拆迁队突然来拆除机库时、黄大年情急之下躺在卡车前的情形，随口就问了句：黄老师当时躺在哪儿？
    焦健用手一指门前的那块水泥地，眼圈红了，“那儿，应该就在那儿。”
    一瞬间，我们流泪了，怔怔地盯着那片空地。
    在这个人们的内心时常被浮躁困扰的时代，他的本真、他的个性，难得如斯、珍贵如斯。这不正是这个社会所呼唤的清流，不正是我辈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良知与担当？！
    通过寻访黄大年，我们也结识了他的朋友。
    黄大年的助手于平无意中说了一句话，说施一公得知黄大年病危，连夜为他四处联系医生会诊。
    我们很想知道，这两位身处不同研究领域、回国前并无交集的“千人计划”专家究竟因为什么，交情如此深厚。为了采访施一公，我们等了近10天，每天联系，他都发来短信“在忙，稍后联系你”，直到有一天晚上11时，他拨通我们的电话，上来第一句说：“我真的很抱歉，这段时间我有个研究内容很关键，我吃饭都是在以秒来计算。”
    “以秒来计算”，这让我们立刻想到了“惜时不惜命”的黄大年。同样的功成名就，同样的“科研疯子”。
    他讲到他们因为同样的目标与心境而产生的默契，他讲到他们遇到同样的困难与挑战而相互鼓劲，到后来，说到送别，他只说了一句，声音有些颤抖：“一个赤胆忠心的人就那么走了……”
    我们没有再问，因为已无须再问，对于这样一群一心报国的人而言，还有什么比壮志未酬身先死更令人扼腕痛惜？！
    在这群人身上，不仅仅有爱国。他们既爱国又有一身本领，他们是把爱国的理想和科学的追求完美结合起来的人。
    董树文是我国深部探测项目的首席科学家。最初和他谈起黄大年去世，他没有其他人那么感性，但是他却把黄大年对科研体制的贡献、对科研攻关的创新一一历数，甚至把一些很多人不敢讲、不愿讲的黄大年挑战科研体制的细节都告诉了我们。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