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之子黄大年

报告文学：
大地之子黄大年

    （接续）
    母亲想方设法从图书馆找来各种书籍资料，父亲把他抱在膝上，一本一本讲给他听。
    钱学森等被父母尊为“英雄”的大科学家在小小脑瓜的想象中，都是差不多的模样，“清瘦”“和善”，“带回来的行李箱中满满都是书”。
    然而，“文革”突如其来，还在上小学的黄大年随父母下放到偏僻山村，初中时代又辗转求学，几乎与家人隔绝。高中毕业时，他从几百人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名航空物探操作员。
    第一次从飞机上俯瞰大地，这个17岁的少年被那壮美的景致震撼了。他第一次发现，这片土地是如此辽阔，那绵绵群山、潺潺流水、茵茵草木，无不激发着他内心深处那份质朴的眷爱。
    航空物探操作员的工作十分危险，一次飞机故障，一个同事牺牲了，黄大年的额头上也留下疤痕。可是，这个乐观顽强的少年却无所畏惧，对大地深处好奇的探究心，越来越强烈。
    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他拼尽全力背水一战，以高出录取线80分的成绩，毅然选择报考长春地质学院。
    这是李四光创办的新中国第一所地质专科学校，也是他们全家心目中的地探学术殿堂。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一家人都流下激动的热泪。
    “大年，你们这一代人很幸运，要珍惜时间，早日学成报国。”夜半时分，黄大年常会坐在寝室的窗台上，捧读父母的来信。
    月光越是清冷，记忆就越发清晰。
    他想起曾在广西罗屋矿区参加的“找矿大会战”。作为一名磁场测量队伍的勘测队员，他要扛着磁秤仪跋山涉水，记录不同地点的磁力变化，推断和猜测铁矿的位置和规模。由于仪器对温度、湿度都很敏感，队员们必须十分小心，记准数据，再分析地层、计算参数。
    一天120个测点，必须走成一条直线，哪怕跋山涉水，也绝不允许绕道。在闷热潮湿的环境下，即使是体格健壮的年轻人，也有撑不住的时候。一次，黄大年患重感冒发烧，在山上烧得起不来床，脚上的湿疹溃烂成一片。领导要他休息，他仍趴在小桌子上制作表格。
    困难犹如无尽的山路，而他的斗志却如同脚下的石头。黄大年曾经创造了一天测160个点的单位纪录。一年后，因为和同事探测发现了一座中型铁矿，他获得了“工业学大庆先进生产者”称号。
    在整个大学时光里，“以艰苦奋斗为荣、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以为祖国找矿为荣”的专业教育深深刻进了黄大年的脑海。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富饶的矿藏……”那首与同学们在田野实习中不断唱起的《勘探队员之歌》，常常令他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做一名优秀的地球物理学家，把地球变成透明的！”那个曾经跋山涉水、想要征服大地的青年，第一次确立了他人生的梦想，从此坚如磐石。
    1982年，在大多数不习惯北方生活的南方同学毕业纷纷离去后，黄大年作为全校仅有的10个“三好标兵”之一，令人惊讶地留校任教。
    科学的春天里，风华正茂的黄大年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一起追赶着世界。他顺利考取硕士研究生，一路表现优异、屡获奖励，1991年破格晋升副教授。
    “老同学，我要走了！”1992年秋天，黄大年找到林君，告诉他学校要送他去英国深造。他获得“中英友好奖学金项目”的全额资助，是30个人中唯一一名地学研究者。
    林君至今记着当时的场景。黄大年冲着大家使劲儿挥手，坚定地说：“等着我，我一定会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带回来。咱们一起努力，研制出我们国家自己的地球物探仪器！”
    奋斗，是这一代人的梦想；报国，是这一代人的情结。当祖国给了他们梦想的翅膀，他们就成为勇敢的候鸟，把归来当作生命的必然。
    1996年初春的一个早晨，利兹大学一间教室内，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黄大年，一个中国人，刷新了历史——以排名第一的成绩获得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
    一年后，黄大年进入英国ARKeX公司，一步步成为一个被仰望、被追赶的传奇人物。
    但林君料定，大年一定会回来，“就像娃出去见了世面，吃了好东西，总惦记着给母亲捎回来”。
    果然，黄大年带着满腔的激情、一身的本领回来了。他要把这些年祖国对他的培养，对母校的思念，都用智慧和汗水补回来！
    回国不久，2010年2月，一个国家级的大项目找上门来。
    “黄老师，我们领域正在部署一个航空重力梯度仪的项目，想在‘十二五’时期取得突破。”科技部的一位项目负责同志开门见山，态度恳切。
    这是国家正在酝酿的一个“863”“十二五”主题项目：高精度航空重力测量技术。相关团队、仪器、设备都已齐备，只缺一个领军人物。有人向科技部这位负责同志推荐了黄大年，经过简短的交流，来人发现他在这一领域的视野比其他人要宽广得多。怎么管理、用什么路线、怎么保证核心部件质量……他都“门儿清”。
    “没问题。”黄大年笑容可掬地回答。
    “黄老师，我得和您说明一下，现在这个项目的情况是，您拿不到一分钱、没有一个自己承担的课题，但是非常迫切，需要您做牵头人，请您来管团队、赶进度、帮忙指导技术……”
    “没问题。”黄大年依然是三个字，让这位同志愣住了。黄大年看着对方正色说道：“这是关系国家战略安全的重大研究，我愿意做。”
    “做了牵头人，意味着这些项目和课题的评审、论证、验收，您可能都需要参与，需要额外占用您很多时间。”
    “只要国家需要，我就干！没什么好说的。”黄大年很坚定。
    莎士比亚曾说，我怀着比对我自己的生命更大的尊敬、神圣和严肃，去爱国家的利益。
    曾在剑河之畔，寻访过莎翁足迹的黄大年，更懂得如何去摆放国家利益的位置。
    航空重力梯度仪是一项战略尖端技术。这项技术就像在飞机上安装“千里眼”，可以透视出地表下几百米深度内一辆卡车大小的目标，它不受地形限制，一天就可以高质量地完成传统方法几个月的工作量。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英等发达国家已使用这项技术进行军事防御和资源勘探。有人甚至把这个国际贸易中的“非卖品”称为“地球重力武器”。
    没有谁比黄大年更清楚，在国外长期对华封锁的情况下，中国想要在这一领域取得从零到一的突破，有多难，又有多急迫！
    航空重力梯度仪研究是一项“颠覆性”的技术。它牵涉材料、机械、电子、软件、大数据等众多交叉学科，仅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这种装备的研制就投入了10多亿美元。在近年来探明的国外深海大型油田、盆地边缘大型油气田等成功实验中，这项技术更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前沿科技推动行业突破的典范。
    但对于黄大年来说，航空重力梯度仪，也承载着他心中一个永远的痛。
    那是2004年3月，北大西洋海底。黄大年正在专心做着试验。突然，有人通知他，家属来电话。
    “大年！你还好吧？估计我们见不到最后一面了。”万里之遥，父亲的声音缓慢而虚弱。
    “爸，您怎么了？”黄大年心急如焚，却不知从何问起。
    老人突发病重，自感时日无多，家人几番辗转，终于联系上了黄大年。
    “儿子，我理解你的处境……你要记住，你可以不为父母尽孝，但不能不为国家尽忠，别忘了，你是有祖国的人！”
    “我们可以破例上浮，送你去见你父亲最后一面，但是你所从事的实验计划不得不中断。”舰长得知情况后，看着双手紧紧攥住话筒的黄大年，略带动容地说。
    那时，航空重力梯度仪研究正处在军转民的关键阶段，如果不是黄大年的英国导师极力推荐，外方绝不会让一个中国科学家参与其中。如果中断试验，这个仪器可能就不会转为民用。而只有变成民用，中国才有机会接触这一技术。
    黄大年抬起头，两眼通红，他望着舰长，最终摇了摇头。
    “我不能放弃，放弃，就意味着前功尽弃。”黄大年把嘴唇咬出了血，坚持做完了试验。半月有余，他重回陆地，奔回老家，在父亲的坟前长跪不起。
    两年后，大洋彼岸的万米高空，他仍在进行这项技术研究，弥留之际的妈妈又打来电话：“大年啊，你在国外工作，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早点儿回来，给我们国家做点儿事情……”
    “哥啊！妈妈一直心疼你，你这辈子总是离家太远。她在临终前还嘱咐我和妹妹千万不要怪你。”在老人的坟前，听着弟弟黄大文的诉说，兄弟俩抱头痛哭。
    两位老人不约而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为儿子上了终生铭记的最后一课。
    多年以后，回到长春的那个夜晚，黄大年含着泪水，在一份呈报学校的工作自述中这样写道：“我的父母属于那一代历经了诸多磨难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对国家还是儿女，以吃苦耐劳、兢兢业业、只讲奉献不图回报的优秀品质著称于世；以为国家培养和献出自己的优秀儿女为荣。他们在人生最后时刻仍然表现出对祖国自始至终的忠诚、朴实和包容、傲骨和责任，令人由衷敬佩和永远怀念。父辈们的祖国情结，伴随着我的成长、成熟和成材，并左右我一生中几乎所有的选择。这就是祖国高于一切！”
    “现在，儿子回来了！儿子就要遵照你们的心愿，为国家做事情了！”
    一天都不能等。他把行李往学校安排的公寓楼一放，再把刚刚经历丧父之痛的张艳安顿好，买了张机票就飞去北京。
    几个月的时间，他跑遍了十几个与航空重力梯度仪研究相关的科研院所。彻底摸过“家底儿”后，他就把自己关进办公室，通宵达旦设计科研思路，提出“从移动平台、探测设备两条路线加速推进”；他向吉林大学提交报告，创设移动平台探测技术研发中心，启动“重载荷智能化物探专用无人直升机研制”课题。
    入夏时节，地质宫陈旧的砖瓦挡不住瓢泼的大雨，锯末铺就的单薄屋顶吸满了水，顶层五楼俨然成了闷热难当的渗水大棚。
    时任地探学院党委书记黄忠民去检查修缮情况，愣住了。507办公室能蒙上的地方都用塑料布蒙上了，屋里到处摆着脸盆和大桶。黄大年穿着T恤衫、大短裤，坐在屋子中央，专注地在电脑上敲着字。于平、王郁涵就在他旁边，替他打着伞，核对着数据。
    “黄老师，这屋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的，咋还工作啊？”
    “忠民，我们手头要做的事情很多，一天都耽搁不得啊！”此时，黄大年不仅担任“863”“十二五”主题项目——“高精度航空重力测量技术”的首席专家，还接下了国家863计划资源环境技术领域主题专家的重任，负责策划、协调和组织中科院、高校等资源形成高科技联合攻关团队。
    一时之间，黄大年面前，至少有15个大项目排着队。从立项阶段对技术思路和关键指标的讨论，到每一个课题的任务细化和实施进展，从每个年度的进展汇报，到项目立项获批两年后的中期评估，每一步都需要他通盘考虑、细致规划、设计实施。
    有的人搞不懂，这些事情你在国外也不是没做过，干吗还要回国来受这份累？黄大年却说：“作为中国人，无论你在国外取得多大成绩，而你所研究的领域在自己的祖国却有很大的差距甚至刚刚起步，那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只有在国内把同样的事做成了，才是最大的满足。”

    “黄大牛”与“大黄牛”
    2010年春，北京百万庄大街26号。中国地质科学院的大门口，时任副院长董树文正在等待一位特殊的客人。
    一辆出租车停在路边，一个戴着眼镜、背个双肩包、踩着厚底大皮鞋的中年人利索地下车，大步流星地朝这边走来。
    就是他！黄大年！董树文习惯性地看了下手表：比约定时间还早十分钟。心下不禁对此人多了几分赞许。
    坐定后，董树文开门见山，想了解一下他的背景：
    “大年，你过去研究什么方向？”
    “我在国外时搞过一些战略核心技术，我是唯一一个没有论文的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董树文心里一愣。虽然研究领域不同，他从寥寥数语中已读出黄大年特殊的才华和本领。
    “如果请你负责，时间比较紧，能不能赶得上？”
    “董院长，我过去有基础，应该没问题。”
    作为首席科学家，董树文正在全力推进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地球深部探测专项（SinoProbe）。该项目设置8大项目49个课题，集中了国内118家机构、1600多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参与其中，吹响了中国向深地进军的“集结号”。
    当人类因人口膨胀、环境恶化敲响“资源枯竭”的警钟时，埋藏在地层深部的丰富资源却在静静沉睡。从理论上讲，地球内部可利用的成矿空间，分布在从地表到地下1万米，世界先进水平勘探开采深度平均在2500米至4000米，相当于给地球“掏掏耳洞”。
    对中国而言，向地球深部进军已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战略科技问题。我们不仅探测水平落后欧美国家近30年，矿产资源勘探深度平均只有400多米，油气开采平均深度不足4500米，且有部分地形复杂的国土迄今还没有被勘查过，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也亟待探测和守护。
    考虑到中国在深探装备领域长期依赖进口的情况，有关部门提出在深探专项八个项目已全面启动的情况下，追加第九项目——“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该项目斥资3亿元人民币、牵涉技术领域众多，谁来“挑头”直接影响整个大项目的进度和成果。彼时，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已经制定了初步方案，黄大年回国后，在科技部和财政部有关领导的引荐下，董树文与黄大年见了这一面。很快，董树文召集几家单位共同商定，时任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朱日祥院士同意请黄大年主持该项目。这个项目为黄大年量身定制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
    如果说“高精度航空重力测量技术”项目就像在飞机、舰船、卫星等移动平台上安装“千里眼”，看穿地下深埋的矿藏和潜伏的目标，那么“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项目就是研制给地球做“CT”和“核磁”的仪器装备，让地下两公里甚至更深处都变得“透明”。
    黄大年感到，这是祖国对他莫大的信任，这两个项目如果能在他的努力下比翼齐飞，祖国的深探事业不可限量。他恨不得立刻就全速推进，把“国家失去的30年时间追回来”。
    孰料，在深探专项第九项目的首次讨论会上，黄大年首次亮相就引起一片哗然。
    他说：“既然我们落后很多年了，就不能从零开始，而是要把国外最先进的设备买过来，对关键部位和插件进行升级改造，让我们的‘蓝军’直接进入‘红军’的心脏，一举站到巨人的肩膀上。”
    所谓“蓝军”，原指在军事模拟对抗演习中专门扮演假想敌的部队，通过模仿对手的作战特征与代表正面部队的红军进行针对性的训练。黄大年的“红蓝军路线”，就是通过红军、蓝军之间的结合与比拼，利用西方已有的技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超越巨人。
    所有在座的人，都是第一次听到这种“红蓝军路线”。中国地学界长期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荣，黄大年这种“把人家后台数据库买过来，进行插件升级再卖回去”的想法，可谓“惊世骇俗”。
    丝毫不介意众人异样的眼光，黄大年继续说：“好比一场马拉松，别人已跑了半程，中国要从头起跑，恐怕很难能赶上，我们也等不及，必须另辟蹊径！”
    会上，董树文虽然也没有完全理解，但他相信：“从大年嘴里说出来，一定有着深远的考虑。”
    会后，黄大年拿出他的调查，向董树文解释说，中国深部探测的主要关键设备九成依靠进口，国内中档设备可用的占不到10%，甚至这里面还有不少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也是国外的。国外拿出一套设备，肯定是市场卖一套，家里存一套，正在研发的又是一套。如果不找到后发优势，我们和国际上的差距可能相差至少30年并且始终难以缩小。
    董树文被黄大年的激情感染了，也被他提出的“后发优势”说服了。
    “首席支持我，我就这么干。”黄大年雷厉风行，立刻跑出去搞市场调研。没过多久又旋风式地来到北京，张口就说要建平台。
    “什么平台？”董树文看着眼前的他，还是背个大包，兴冲冲进来。
    “移动平台综合数据处理解释一体化软件平台。”黄大年边回答，边掏出手绢擦着汗。
    搞油气的人知道，平台是一套软件系统，所有的地质、地球物理和钻探数据在这里集成。黄大年提出的预算，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可以买两套。
    “你买两套干什么？”
    “不是，我只买一套，咱们连后台和元数据都买回来，买回来以后做插件，马上去升级，升级以后我再卖给他。”
    董树文最终批准了。很多人听说后摇摇头，并不看好这些“忽忽悠悠的玄乎事儿”。
    可是黄大年不以为意，他就像一台刚刚装载的新马达，恨不得一下子就把机器的转速带到最高。
    他找人翻译出版了一本《疯狂科学家俱乐部》，送给参与项目的各个机构和单位，书中介绍了美国进行组织创新、开展大科学研究项目的先进经验。他逢人便说：“真正的研究不是分散的自发的，而是系统的集成的，应该借鉴国外大企业的组织管理模式，组织重大科研项目，征集最优秀的科学家，一起完成重大攻关。”
    他又引入一套项目管理系统，把第九分项的任务分配到每月、每周甚至每天，用计算机记录工时。哪些属于智力问题、哪些属于资源问题、哪些属于人为阻碍，他会实时监督、直接干预、询问指导。
    有的人直接抗议：你把科学家当什么了？！我们是科学家，不是机器人！
    黄大年却坚持：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一周的目标就是一周的目标，每天几点到几点必须把目标完成！
    晚上11时，黄大年通常会登陆管理系统，浏览每个环节的工作进度：项目是否进展顺利？之前的问题是不是解决了？技术和资源上有没有他能予以支持的地方？
    对黄大年来说，这个软件就像是一片安眠药，吃了这片药，今晚就能睡个好觉；同时它又像是一支兴奋剂，点开一看，他提笔就列出一个问题单，往往又是一夜无眠……
    可是，没过多久，出毛病了。黄大年发现，自己浑身的劲儿像是打在了棉花上，一些人认为“外来的和尚乱念经”，压根儿不认可他的学术权威和领导能力。
    焦虑、失眠、进度拖慢……黄大年一度患上带状疱疹，甚至萌生了辞退首席科学家、做普通教授的想法。
    高平找到他：“大年，你不能走，你不能轻易把这片刚刚看到的阳光撤走。”
    沉默半晌，他说：“我再考虑考虑，我没想到，真的很难。”
    他常常一个人，走在学校操场的跑道上。团队师生不忍心去打扰他，“黄老师想干事，我们能理解他那种痛苦，也能感觉到他那种孤独。”
    他就像一只孤雁，循着认定的方向，逆风而行，直到望见那片辽阔的海，又一次次鼓起翱翔的勇气。
    2010年7月，有关部门邀请70多位“千人计划”专家赴北戴河疗养。和这群“千人计划”专家在一起，黄大年感到轻松自在，思路开阔不少。
    “大家有一样的理念、一样的情怀，回国以后都遇到不少类似的苦恼。”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回忆，他和黄大年在那里初识，找到一种“无须语言交流，一个眼神就够”的默契。
    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前来探望，倾听大家的想法建议。
    “国家领导人是有眼光、有想法的。”经过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黄大年的心境变得从未有过的旷达，就像暴风雨过后的大海，浩瀚而平静，又像鼓满风帆的航船，期待着新的远航。
    回到长春，他发现电视里播了新闻，“周围的环境很快发生了改变”，他的创业热情再度迸发。
    黄大年找来钉子、锤头，亲手把北戴河休假的合影挂在办公桌对面的墙上，还对团队成员说：“士为知己者死。国家这么一搞，大家对我们‘千人’专家的认可度提高了，我得努力干啊！”
    2014年下半年，深探专项第九项目传来捷报。移动平台综合数据处理解释一体化软件平台的24个插件完成了，整个系统实现了升级换代。
    黄大年大张旗鼓地在全国搞了一次培训，当初卖给他平台的公司发现：“你们用的怎么比我们的好？我们也要买这套系统。”黄大年嘿嘿一乐：“项目完成后成交！”
    这就是“红蓝军路线”！谁也没想到，黄大年一击即中、实现预期目标！如同拨云见日，整个中国深探领域的思路一下子打开了！
    “地壳一号”万米科学钻被称为“入地望远镜”，是深探专项第九项目的核心内容。
    董树文受到启发，提出建议：“我们能不能用大年的观点，做万米钻机？”研究单位说：“我国目前只实施过5000米科学钻探，目标研发7000米钻机已经很不错了。”
    董树文说：“石油勘探已经使用的万米钻机，我们可以在他们的平台上，研制核心部件升级改造，一步到位。”
    对方又说：“可是我们花了1900万元购买的是7000米的平台。”
    “那再争取预算，向财政部报告。”
    后来，“地壳一号”这个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庞然大物从四川运到大庆油田时，用了50辆六轴大货车运送，一举创下了地下6000米钻探的亚洲纪录，并且还在向地心进发。
    被国外一直垄断的设备终于换上了“中国芯”！中国成为继俄罗斯、德国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地下万米钻探技术的国家。黄大年团队成功了！过去不服气的人开始另眼相看，一些人还友好地送他个绰号——“黄大牛”。
    于平渐渐发现，来找黄老师的单位越来越多，想要寻求他支持的课题越来越多，黄老师承担的任务越来越多。
    虽然他的名片上只印有“吉林大学教授”这一个名头，可实际上，他承担了国土资源部、科技部、教育部等有关部门的项目决策、专业咨询、课题评审等很多义务工作。
    于平经常会在半夜接到黄老师的紧急电话，让她组织团队即刻进行一些数据分析。有很多事，属于国家应急需要，与团队的工作并不相关。
    不仅于平，团队成员都怕黄老师的“夺命连环CALL”。于平也劝他，咱能不能少管点儿闲事？结果他呵呵一乐道：“都是国家的事，哪里有闲事。”
    黄大年还应邀担任国家“千人计划”联谊会科技创新工作组副组长，牵头发起成立鲲海创新研究院，并担任首届副院长，组织“千人计划”专家与国家战略发展需求进行有效对接，使其成为推动前沿技术与军民融合发展的公益平台。
    在黄大年的感召发动下，越来越多的“千人计划”专家和海归科学家开始意识到：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不仅要具备深远的战略眼光，他规划与完成的事情，应该服从于国家需要，应该站位于国际前沿，应该集成符合国家利益的成果，更应该具有可以冲向世界巅峰的创新力量。
    浙江大学医学院杭州滨江医院副院长、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田梅清晰地记得，2016年10月29日，第二届“千人计划”执委会扩大会议在京召开，黄大年就像每次一样，提着黑色的行李箱匆匆赶来，满头是汗。然后，他观点鲜明、逻辑严谨地分析了我国在科研领域方面的短板，又从规划政策、组织攻关、创新创业、实施举措等方面提出意见。会议刚结束，就又赶往别的地方……
    七年如一日。黄大年办公室里的九组书柜塞得满满当当，除了专业书籍、项目报告，还有一沓又一沓的学术笔记、发言汇编。最右侧的柜门里，挂满了参加各种会议活动的挂牌，下面还极不相称地塞了一床棉被。无数个赶进度、做课题、修改材料的深夜里，他就是裹着这床被在沙发上凑合几个钟头，第二天站起来又是精神抖擞。
    大家又给这位“黄大牛”起了一个绰号——“大黄牛”。
    “弯道超车”的“大年童话”
    2010年元旦过后，黄大年就急火火地上班了。这天下午，地探学院组织文体活动，很多人聚在乒乓球室，热闹地操练起来。
    刚刚留学归国不久的于平正在候场，听到观众中传来一阵议论。她顺着大家的目光望去，一个穿着暗绿色棉服、背个双肩包、脚踩厚底大皮鞋的中年人正大步流星地走来。
    “那就是黄大年，从英国回来的大专家！”
    作为地探学院的毕业生，于平对黄大年的威名早有耳闻，可她万万没想到，轮到她上场时，竟是和这位大专家同台竞技！
    黄大年可不是为了打球而来的。他一边打球，一边观察着对面这个扎着马尾辫、球速很快的女同志。而于平也发现，黄老师的注意力根本没在球上，他不时和旁边熟悉的老师说几句话，然后乐颠颠地去捡他的漏球。
    休息时，黄大年招手把于平叫到场边，微笑着说：“于老师，我是黄大年，我从英国回来，现在想在咱们学院创设移动探测技术平台中心，我查阅了你的资料，很需要你的帮助。”
    寥寥数语，让于平对这个大专家心生亲切。很快，她与一批青年学者都被黄大年招到了麾下，“吉林大学移动平台探测技术研发中心”的牌子挂起来了！
    移动平台探测技术是世界科技强国竭力追求的核心技术，也是国家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志。黄大年把在英国原有的研究基础和方向都进行了扩展，瞄准海陆空三栖的移动平台探测技术——海上有无人船，水下有无人潜航器，空中有无人飞机。
    由于这一技术难度高、覆盖广、应用性强，涉及多项交叉学科，黄大年又找到林君，向这位大学好友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在吉林大学设立新兴交叉学科学部。
    为什么要搞交叉？
    因为这是中国实现“弯道超车”的唯一机会！
    黄大年涉猎很广，他在英国时的研究涵盖地学、信息、军民融合等多个领域，他深知，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中国虽然拿到了新一轮世界科技竞赛的入场券，但必须牢牢抓住创新这个“弯道超车”的机遇，才能追赶历史的潮流。
    知易行难。要真正找到学科之间的结合点，形成一个新领域并不容易。2012年，从仪电学院毕业的焦健加入了黄大年的团队。师徒二人用了两三年时间，才确定了焦健的研究方向——“平台和传感器”。
    “这是移动平台探测急需的研究，把硬件和软件结合起来，也是未来交叉学科研究的方向。”焦健清晰地记得，黄大年为他规划研究前景时，眼里迸射的光芒。
    哪些是国际上炙手可热的大学科？怎样让基础研究和前沿科技“在碰撞中寻求突破，在差异中做出增量”？如何尽快把跨学科人才汇聚到统一机制下开展工作？
    黄大年的大脑一刻不停地高速运转。他常常来到办公室对面的“茶思屋”，放一段音乐，斟一杯咖啡，然后，倚在吧台旁边，望向墙上悬挂的、一张张地学前辈的肖像照片。
    时光退回到半个多世纪前：新中国刚刚建立，国家建设时不我待，建校筹备如火如荼，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矿产地质勘探局副局长喻德渊致信，向正在北京的李四光征询意见，李四光提笔回复：“今天人民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