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南仁东是一个能成‘大器’的人”
南仁东用22年心血换来了“中国天眼”，成就了中国球面射电望远镜在世界上的独一无二。南仁东生在辽源、长在辽源，在辽源完成了从小学到高中学业，清华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通化工作，且一干就是10年。这10年，在通化人眼里——
“青年南仁东是一个能成‘大器’的人”
本报记者 陈博琳 陈兴权
通化市无线电厂技术科全体人员合影（前排左三为南仁东）。
南仁东在通化的生前好友向着南仁东去世的西方伫立默哀。 本报记者 王彦雨 摄
通化，长白山腹地的一座山城，这里群山环抱，风景秀美，川流不息的浑江沿城流淌。
1968年11月，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的南仁东，带着书生意气，一路风尘来到通化市无线电厂报到。
与当时一身“戎装”的年轻人相比，蓄有青年胡、穿黄色紧身裤和尖亮皮鞋的南仁东格外亮眼，给大家的印象是他很“另类”。
作为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南仁东到厂后被分配到了包装车间。在南仁东据理力争下，改分到无线电组装车间做“小金工”（给台式收音机底座支架攻丝）。
学徒中的南仁东给大家的印象是：人聪明，做事一丝不苟。
展露才华，绘就巨幅毛主席画像
1966年开始的“文革”，进行到1968年底正是高潮阶段，每当毛主席有最新指示，大家都要到广场庆祝，无论是白天、午夜，还是刮风、下雨。
一次，南仁东在广场参加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精神，指着一幅毛主席画像对身边同志说，这幅主席画像嘴没画好。闻听此言，该人马上接了句“你画得好你画”！此话并无嘲讽之意，南仁东来此不过个把月，但他的油画水平已是有口皆碑。
第二天，南仁东找到时任厂长的辛占元，讲了自己想画主席像的想法。基于平时对南仁东的了解，再考虑到厂里还没有主席像的尴尬，辛厂长立刻表示同意，并安排人买来各种作画材料。
作为严肃的政治任务，创作巨幅主席画像是在严格保密中进行的。一周多的时间里，南仁东把自己密封在三楼会议室里，起早贪黑地画，直至搁笔。
验收也是在秘密中进行，厂长看完说好不行，还得把局领导请来看。三审过后，由南仁东独自绘就的5米高巨幅主席画像才正式挂出。当同志们知道是南仁东能画和敢画主席像后个个竖大拇指。大家知道，在那个年代，画毛主席像不仅需要绘画水平，更需要胆识。现年80岁的张凤桐告诉记者，我回家就说，小南能画毛主席像，将来了不得。
潜心钻研，成就无线电领域里的“青年鲁班”
1969年，通化市无线电厂开始研发便携式小型收音机。鉴于南仁东有绘画功底，他被选入小型收音机外形设计四人小组，负责整体外形构想和设计，张凤桐负责制图，金兆铭、刘林（已故）做辅助工种，后杨世新加入做模具。当时，大家都是第一次接触设计塑料模具，除了考虑成型脱模外，还要考虑不同材质塑料的收缩系数。南仁东虽然是刚出校门的学生，但他知识丰富，思维缜密，精于分析，善于借鉴，在反复测算和综合各种影响因素后，他先画了一个便携式收音机的实体图，再给出模具的各部位具体数据，在张凤桐的配合下，形成了产品全套图纸，由杨世新制成模具。因该厂没有注塑机，杨世新带着凝聚大家血汗的模具到长春塑料三厂进行注塑测试，竟一次成功通过。该厂7级模具师傅羡慕得赞不绝口，连说没想到搞无线电的还会做模具，就是我们自己搞也要经过几次测试。
“后来，由南仁东设计、绘图制作的模具，在长春塑料三厂免测，可直接上机生产。”杨世新补充说。
关键的难题在“巧手”南仁东这里迎刃而解，使该厂提前进入试生产和批量生产。一时间，该厂“向阳牌”便携式收音机走俏全国，成为家喻户晓的品牌。
牛刀小试，南仁东用能力证明自己不仅仅是一名清华毕业生，还是一名“巧匠”。
1970年，为响应国家提出的“让全国人民都看上电视”的号召，通化市无线电厂开始研发10千瓦电视发射机。此时，无线电组装车间已从通化市无线电厂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无线电生产企业，后更名为吉林省通化无线电厂。
南仁东得到厂里要搞电视发射机的消息后，便想加入其中，于是找来“好友”刘绍禹商量，并希望他也加入。谁知，刘绍禹当头就是一盆冷水，说，搞电视发射机绝不是我这样的人想干就能干的，只有根红苗壮的人才有资格……
刘绍禹的话中话，南仁东自然听得明白，但他并未点破，而是一有机会就敲边鼓，做刘绍禹的思想工作，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人不能闲着，应该干点啥就干点啥。
其实，刘绍禹拒绝南仁东还有另外一个隐情。
刘绍禹告诉记者，“文革”期间，他与南仁东的派别对立，再加上南仁东前卫的穿着打扮，使他从内心反感南仁东。
反感归反感，好赖话刘绍禹还听得懂。况且，自己平时对南仁东的态度，相信聪明的南仁东早已察觉，只是在“正事”面前人家不计前嫌。思考过后，刘绍禹决定与南仁东联袂请缨，很快他们的申请得到了组织批准，成为研制小组的青年力量，后成为骨干。
在研制电视发射机过程中，因需要消化的图纸有两麻袋，大家整日忙碌，南仁东更是手不离图纸，嘴不离烟，眼睛熬得通红，常常工作至午夜。由于南仁东工作表现突出，发挥作用大，在研制过程中被任命为电视发射机研制小组长。
经过半年多的攻坚苦战，产品顺利通过省级验收。由南仁东主导设计的发射机外形被吉林省工业厅评为第一名。
“发射机上有散热用的排风机，小叶轮很多，厂里技工做不了，南仁东就自己动手做，且做得既漂亮又精巧；铭牌也是南仁东手工制作，线条和图案都是他用扁铲一下一下地敲出来，我俩再自制电镀槽，用简易方法给镀上金色。”刘绍禹如是说。
进厂不过两年，连续三次出手，且招招露亮，这让南仁东在通化无线电厂名望陡升，很多人都知道南仁东是个能唱、会画、手巧，工作起来有思路的清华高材生。
1971年，是南仁东在通化无线电厂工作的第四个年头，也是他工匠精神全面展示的一年。这一年，通化无线电厂与吉大合作开发生产计算机。通化无线电厂的主要任务就是做好所有图形胎具，并保证外形美观。
绘制模具图形的任务自然落到了不是模具工的南仁东头上。虽然此时他还是工人身份，但挂了个新产品试制组组长的头衔。
生产的计算机有2000多个二极管、340个三极管、36块集成电路板，要保证每个管子摆位准确和36块板子的横、列严丝合缝，听起来都叫人头疼，但南仁东却很喜欢这带有挑战性的工作。他率领试制组成员起早贪黑地干，自己手绘外形和全部布线图，于当年拿出了产品。
为了让计算机键盘更加美观和耐用，南仁东摒弃原键盘设计，手工在蓝色有机玻璃上刻阿拉伯数字及字母，再把白色透明有机玻璃叠加上去，使键盘上的数字、字母既清晰又磨损不到。此项发明不仅被省评为结构最佳，还吸引了大批用户的眼球。在二十世纪70年代，一台计算机最高竟卖到了13000元，使企业获利颇丰，成为通化市三家盈利大户之一。
计算机从试生产到大批量生产，持续3年为企业创利，南仁东也从一名工人晋升为技术科里的车间主任。这期间，南仁东通过工作创新，展示了自己在天文学、电学、无线电学、技术工艺、材料科学等方面的知识，赢得全厂干部职工的尊重。
不想让人记住，却给人留下无限的追思
闲暇时的南仁东喜欢画油画，内容大多为人物和山水。很多人看他画得好便向他索要，他总是有求必应满足对方。有朋友新婚或搬家，他知道后都会主动送一张自己的得意之作。南仁东有个特点，他画的油画和素描从不署名，为此，他曾向朋友解释说，“我不想让别人记住我。”但南仁东的这一愿望只实现了一半。记者在通化看到了他的油画遗作，还有远在江苏昆山发来的油画照片，上面是没有他的署名，但记者采访的所有人都对他记忆犹新，仿佛昨日。
米光是其中的代表，让记者感动且不能忘怀。
米光，71岁，是南仁东生前好友，接受采访时已是生命的最后阶段。当他拖着羸弱的身躯，颤颤地站在门前迎候记者时，我们意识到不该打扰这位生命垂危的老人。
我们将米光扶上床，静静看着老人慢慢调整自己的呼吸。
片刻后，老人开始讲述他与南仁东的故事，谁知第一句便哽咽着说不出来，眼眶中噙满了泪水……
三天后，当我们即将踏上返程的客车时，只身送我们的朱清烈告诉我一个坏消息——今晨，米光病逝。
噩耗伴我们返程，沿途洒满啜泣的秋雨。
为人率真，源自内心的无私与阳光
有人说南仁东敢在公开场合“顶撞”领导，让领导颜面尽失。此话，很难让人与情商“过剩”、思维缜密的天文物理学家相联系，但此事恰恰发生在了南仁东身上。
1972年，厂里开大会，决定减产计算机，提高便携式收音机产量。南仁东当即站出来反对，认为发展计算机才是未来趋势。计算机不仅不能减产，还应加大投入，并提出开发集成电路计算机的想法。
在全厂大会上驳领导面子，无疑是说领导站位不高，对未来电子市场的发展和走向缺乏正确判断，让厂领导非常难堪。
在此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南仁东有机会就在全厂大会上提开发集成电路计算机的事，让领导难以表态。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南仁东又一次在全厂大会上放出“冷炮”：给我一伙人，我带他们出去单干。此时，南仁东已是通化市无线电厂的技术科长，他的技术攻关能力和分析问题的思维能力已得到了公认，但这种超越时代和社会制度的想法，自然得不到厂领导的支持。
张庆杰告诉记者，当时的厂领导对南仁东是既爱又恨。爱他的才华和敬业精神，恨他不分场合让领导下不了台。有领导私下对张庆杰说，我真受够了南仁东，但我们厂离开他还真不行。
正义、洒脱，风一样的男人
没人知道南仁东下一秒会做啥，因为他有一颗灵动的大脑，有时他的行动充满侠义，而有些行为又带有随意性。因此，他做的事情常让人吃惊。
南仁东到通化，正处在“文革”的高潮阶段，很多人被站台批斗。南仁东同情他们，无奈自己无力为他们遮风挡雨，只能尽其所能给予他们帮助。
老厂长梦兆敏被打成“走资派”，每天下班前都要站在台上接受批斗，身心备受摧残。很多人同情老厂长的遭遇，但又怕惹火烧身，只能作壁上观。
南仁东恰恰相反，为了让老厂长开心，他主动上前与之谈天说地，此举遭到周围异样的目光。
张锦芳告诉记者，当时，全厂敢跟老厂长打招呼和说话的唯有南仁东。
吴炳宣，江苏人，原国民党的一个副台长。“文革”时被定为“走资派”下放到通化市无线电厂，与南仁东等近20名“走资派”“臭老九”同住一个教室里。
吴炳宣因年纪大且患有高血压病，再加上股骨头摔断，行动极其不便。
一次，吴炳宣因高血压导致鼻子流血不止，很多人为表明与他“划清界限”，虽流露同情的眼神却不敢靠前。只有南仁东冲过去帮他止血和清洗，并搀扶老人去了医院。第二天，南仁东为老人偷偷地包了饺子送去。
回想至此，刘绍禹感慨地说：那天我们在场不敢伸手帮忙的都有愧呀。
翟所增，包装车间一名普通学徒工，比南仁东小8岁。因翟所增一身“江湖气”让南仁东很担心。为防止他“出事”，南仁东总是找借口把他拢在身边，不给他“社会活动”时间，并从工作、生活上给予关照，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翟所增夫人历建华说，南大哥更像我们的父亲。
李天成，一名普通的锅炉工人，平时与南仁东并无过多交往。当李天成家盖房时，身为技术科长的南仁东竟过去帮忙脱坯。厂里人知道后都说：小南心眼好，谁的忙都想帮。
1970年，企业搬到了庙沟新厂址。当时，厂院内有一户人家还没来得及搬走，且出出进进都走一个大门，不少人觉得很别扭。谁知，南仁东却与这家人相处得很好，还与两个不到20岁的孩子成了朋友。
就在他们相识后不久，这家的一个孩子因病故去。南仁东听说后，从车间哭到他家。同志们都很诧异，说南仁东心里装的事情太多了。
考入北京，却难割通化山水人情
1977年9月，国家宣布恢复高考制度。此时，已有一双女儿的南仁东决定重新深造。
为了不影响工作，南仁东就利用在家的时间自学。
南仁东居住的房屋格外简陋，房墙不到一尺厚，仅是木板两边抹上泥，房顶则是用草盖住，下雨屋地漂盆，冬天满墙清霜。
为了复习功课，南仁东常自修到午夜。冬天天冷，他就戴着棉帽子躺在被窝里看书。
1978年，南仁东如愿考入了中科院研究生班。
随着开学日期的临近，南仁东的心情却从当初的兴奋变成了焦躁不安。他舍不得通化，更舍不得朝夕相处10年的朋友们……
南仁东的情绪一落千丈，整日愁眉苦脸。
厂里了解他的情况后，特意安排两名出差的同志与他同行去北京报道。后据两名同行者讲，南仁东上车便哭，直哭到辽宁锦州沟帮子方才收住泪水……
就在大家以为紧张的学习会淡化他思乡之情时，入学两个月后的南仁东突然回到了通化，并告诉好友们他不念了，准备回厂上班。
突然的变故让南仁东夫人郭嘉珍大吃一惊，她立刻找到刘绍禹及南仁东其他好友，请他们劝南仁东回校上课。
在刘绍禹的记忆里，最后是郭嘉珍动用了自己的父亲郭老先生才说服了南仁东。
当刘绍禹再次去南仁东家看望时，郭嘉珍告诉他：回校了，现正在车站等车呢。
刘绍禹立即赶往车站，两人相见后南仁东抱住刘绍禹放声大哭，以致惊动了站内值班警察……
南仁东在京读书与工作期间，很多通化好友进京看过他，甚至在他家住过，他也频繁书信与他们往来，即使在国外深造，也不忘给通化好友寄信。
他在荷兰求学期间写给刘绍禹的信，同时问候的通化好友有：刘绍禹、姜玉兰、张凤桐、张锦芳、张庆杰、翟芳苏、陆炳祥、杨世新、朱清烈、刘宗泰、翟所增、历建华、高光明、王相顺、苗德珍等。此信虽未写全他在通化的好友，但南仁东重情重义的内心世界清晰可见。
2017年9月16日，当南仁东离世的消息传到通化后，刘绍禹当时就“妈呀”一声。
曾经的“对手”，在经历10年相处后，早已摒弃前嫌成为了莫逆、成为了手足，如今却阴阳相隔……
刘绍禹为南仁东买了烧纸，默默地走向了老厂。
与刘绍禹一样，杨世新听到南仁东逝世的噩耗后，久久不能平静自己，于南仁东逝世的第三天给他烧了纸。
在南仁东离世的第35天（传统中的五七），刘绍禹把南仁东在通化的生前好友召集到一起，大家向着南仁东去世的西方伫立默哀，遥送好友最后一程……
采访札记
或许是这里的高山阻挡了信息传递。除此之外，我们没有任何借口回避南仁东在通化的10年。
随着“中国天眼”的落成，南仁东的名字已然家喻户晓。他为祖国强盛、科技进步所作出的努力和奉献令人心生百感，他的忘我工作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学习。
作为与南仁东同一座城市成长和生活的辽源人，我们是骄傲的，是自豪的。但是，作为采访南仁东生前事迹、传播南仁东精神的记者，我们是有压力的，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
领导的指示简洁明了：把南仁东在通化工作10年的事迹“挖”出来；把南仁东的人物特征“找”出来。
怀揣忐忑，我们于10月23日登上了开往通化的客车。
山里人的豪爽和友善，驱散了记者在乘车时的胡思乱想……
采访是在南仁东生前好友、原通化市无线电厂技术副厂长刘绍禹的组织与召集下进行的。为此，记者特别感谢已经76岁的刘绍禹，正是有他的精心安排，才使得我们的采访逐步深入。同时感谢张凤桐、杨世新、翟所增、朱清烈等人为我们本次采访所作出的贡献……
张凤桐，一位80岁的老人。搞技术出身的他极其严谨。在接受记者采访后，生怕遗失细节，于当晚一夜未眠，赶写了一份《回忆录》，详尽叙述了他与南仁东在工作上的交往，于第二天6点送到了记者住处。
杨世新，得知记者想看南仁东生前创作的油画，通过各种关系，联系到远在江苏昆山的同志，不仅把昆山的照片传给记者，还通过昆山的关系，将带到其他省市的两幅南仁东遗作给记者发来了照片。
朱清烈，从记者到通化就陪伴左右，提供各种有价值的新闻线索……
最难忘和最感动的是米光！即使在生命垂危之际，依然没有拒绝记者，把他哽咽之声永远留在了记者的手机里……
这是记者新闻生涯中最沉重的一次采访。